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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可持续: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低碳发展之路

2025-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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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可持续: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低碳发展之路

 

从最初的局部节能降耗,到如今多维度技术赋能、生态协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低碳行动范围不断拓展,在自身运营、供应链和更广泛的生态合作中持续发力,创造新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未来,互联网平台企业应进一步发挥数字化和平台化优势,通过技术创新、资源整合和意识引领,推动全社会低碳转型。


/ 朱秀梅、何昱禧、贾云蕾、杨朦晰

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各国纷纷加快低碳转型。我国也于2020年正式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对企业的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企业近二十年来异军突起,重塑了传统商业模式和消费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在创造巨大价值的同时,这些企业也面临着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快速增长的挑战。

较之传统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低碳发展内容更为复杂多元,不仅要优化自身运营与供应链,还要兼顾平台生态圈的低碳发展,并被期望在更大社会范围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其低碳发展内容边界被大幅扩展,模式和路径也更多样。如何在政策监管、公众期待和技术升级的多重压力下实现降碳增效,这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传统企业或单一行业的减排,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多重角色(独立运营者、平台生态管理者和社会资源整合者)对应的低碳发展及演进缺乏系统研究。本文聚焦阿里、美团、腾讯、京东、滴滴等中国代表性互联网平台企业,回顾其近二十年来的低碳发展历程,探索各阶段的关键特征,归纳演进规律,提升理论理解,并为企业管理者在“双碳”战略背景下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提出有指导意义的启示、对策和实践借鉴。

互联网平台企业低碳发展的内容边界

互联网平台企业是一种基于“平台”的新型企业形态,其核心在于促成双边或多边市场交易,而非直接参与商品生产,如美团、阿里巴巴等典型平台企业通过高效连接供需双方创造巨大商业价值。这一特性决定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多元角色,不只是独立运营的企业个体,还是平台生态管理者和社会资源整合者。因此,其低碳发展的内容也远超传统企业。总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层面理解平台企业的低碳发展内容及其对应的发展模式。

独立运营的市场主体

作为独立运营的市场主体,互联网平台企业本质上与一般企业类似,开展商业活动,管理内部运营,履行经济和社会责任。对应的减碳范围主要是自身运营和供应链,包括直接燃烧化石燃料的排放、外购能源的间接排放和供应链上下游(如物流、包装等)碳排放,即《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中的范围1、2、3。在此层级,企业需要通过运营管理和技术创新优化内部生产运营的碳排放,即“自身低碳发展”;同时,通过采购政策、供应链上下游合作减排,实现“价值链推动式发展”。企业低碳行动满足“最低底线”要求,即履行法律合规责任,确保自身运营符合法规和行业标准。

商业平台管理者

互联网平台企业不仅促成交易,还要通过制定平台规则对双边用户进行系统管理,防范用户行为失序带来的风险。因此,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低碳责任扩展至整个平台生态圈(范围3+),需要推动平台商家、合作伙伴及用户群体共同减碳。低碳责任强度上升到“合理期望”,即满足社会和利益相关方的合理诉求。相应的低碳发展模式是“平台生态圈推动式发展”模式,依托技术赋能、低碳规则制定和激励机制等促使生态圈成员共同参与低碳实践。

社会资源整合者

互联网平台企业拥有数据技术优势、庞大用户基础和跨界资源整合能力,被期望能推动更广泛的低碳发展(范围3++),涵盖生态圈外的其他企业、组织和个人。在此层级,低碳行动范围往往超越法规要求和社会期望,需要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使命和价值观指引下,主动利用自身技术、平台资源和社会影响力开展前瞻性、创新性低碳行动。比如,企业通过发起行业联盟、制定绿色标准、跨行业技术赋能、引领公众意识和行为的低碳转型等实现“社会资源整合式发展”,发挥“优势贡献”的作用,助力全社会的低碳转型。

互联网平台企业低碳发展的阶段演进

综合企业公开报告、政策文件、行业动态研究报告等资料,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低碳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的国际趋势、国内政策和行业环境有所不同,在企业低碳认知和实践行动上也呈现出不同特征和演进规律(见图1)。

意识萌芽阶段(2009年以前)

外部环境

 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全球开始凝聚减排共识,初步建立气候治理框架。2007年,国际IT业界成立“绿色网格”(The Green Grid)组织推动数据中心能效提升,提出并推广了PUE(能源使用效率)指标。中国也开始将环境保护纳入发展战略: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十一五”规划提出降低单位GDP能耗,同时颁布《可再生能源法》促进风电和光伏发展。不过这一时期政策主要针对传统高耗能行业,尚未对互联网企业有明确的专门要求。

这一时期,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关注点是业务扩张和用户增长,对碳排放问题鲜少顾及。投资者评估互联网企业时主要看用户增长和创新,对环境表现几乎不关注。2009年前后,国内业界开始关注数据中心高能耗问题,对PUE理念有所认知和尝试。

企业认知与实践

由于外部压力较小,国内大多数互联网平台企业对碳排放问题不敏感。少数行业巨头(如百度、阿里、腾讯等)开始关注环保和能耗,但主要将其视为公益或品牌形象工程,以及出于降低电力成本的考虑。平台企业自身减碳的意识薄弱,更遑论管理供应链或平台生态圈的排放。绿色理念仅零星体现在少数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缺乏具体行动支撑。

实践上,这一时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仅在数据中心节能、服务器优化方面有零散的尝试,目的多是解决运维技术瓶颈、控制能耗成本。例如,阿里、百度、腾讯等启动了绿色数据中心建设,京东尝试建设智能仓储并推广可回收包装。这些举措局限于企业自身运营范畴(温室气体核算的范围1和范围2),对减碳的促进也属于业务“附带”的改善,与核心业务脱节,更未形成意识明确的低碳战略。

起步探索阶段(2009至2014年)

外部环境

国际上,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和2010年《坎昆协议》完善了全球气候治理框架,明确了温控目标。各国开始提交自愿减排承诺,全球投资界对企业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表现的关注渐增。一些国际领先科技企业(如亚马逊、谷歌、苹果)已在能源使用、包装、物流等领域采取减排行动,宣布碳中和目标并披露了碳排放数据,给国内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

国内,“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理念,针对传统行业出台了多项节能减排措施。工信部在2013年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PUE≤1.5,2014年发布建设绿色环保的现代物流体系的中长期规划,同年出台鼓励清洁能源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并首次提到了发挥“互联网+”对绿色低碳发展的作用。2011年,中国启动区域碳交易试点。这些政策虽然未直接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但涉及数据中心、物流等环节的规范以及对绿色能源的倡导,为平台企业提供了外部动力和实践指引。碳交易机制的出现也使平台企业意识到,未来碳排放可能成为新的合规成本。

这一时期,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逐步登陆资本市场(如阿里于2014年在美上市)。投资者、公众和环保组织对环境议题更加关注,频发的雾霾等环保危机也促使企业考虑树立绿色形象。同时,平台企业对数据中心的规模和算力需求激增,能耗问题初步显现;电商订单量激增,物流、包装、配送环节的碳排放和污染也引发担忧。云计算技术快速发展,智能冷却技术起步,为提升数据中心能效提供了新契机;智能物流和算法调度开始应用,新能源配送车辆虽有试点但尚未普及。

企业认知与实践

这一阶段,互联网平台企业开始关注低碳发展,但主要出于控制成本、提升效率的考虑。因此,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建设数据中心形成共识。同时,外部压力虽然不大却逐渐具体化,政策要求、同行标杆以及投资者和公众的关注让领先企业意识到低碳实践可能带来的商业价值 ——提升企业形象,赢得消费者和投资者认可以及潜在政策支持。企业对低碳发展的认知开始转向政策合规性和正面形象的需求。

企业的低碳行动也从边缘化的公益逐步向业务运营延伸,并开始关注供应链和用户端的减排。阿里、腾讯、百度等领先企业纷纷开展技术创新以提高数据中心的能效。电商平台开始探索绿色物流,借助数字技术优化仓储与配送。例如,阿里巴巴2013年成立菜鸟网络,构建智能物流骨干网以减少运输能耗,并于2014年推出电子面单,降低纸张耗费;京东在自建物流体系中优化仓储布局和配送路线以减少油耗。网约车平台通过算法优化车辆调度和路径规划,提高出行效率,降低出行碳排放。个别企业开始在CSR报告中披露节能减排举措,提出低碳发展的概念(如腾讯2014年提出“绿色运营”理念)。然而,这些努力整体上力度有限,缺乏量化目标和系统性规划。

总体上,互联网平台企业低碳发展开始探索起步,其低碳实践以自身运营为主,开始延伸至供应链和用户行为领域(涉及范围1—3以及初步的范围3+),但尚未形成覆盖整个平台生态的系统策略,对平台商家和消费者的协同带动也不明显。企业低碳行动主要停留在合规性的“最低底线”层面,更多的是配合政府政策要求;企业初步意识到回应投资人、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期望的重要性,但缺乏主动举措。

加速发展阶段(2015至2019年)

外部环境

2016年,《巴黎协定》正式生效,政府、公众、投资者对企业碳排放绩效和ESG信息披露要求进一步强化。国际科技巨头(谷歌、微软、亚马逊、苹果等)陆续实现或承诺在运营中100%使用可再生能源,并大力推动云计算等业务向低碳转型。全球低碳发展全面提速,绿色金融、可再生能源、碳市场建设成为共识。国际趋势给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压力和市场导向。

国内于2015年首次宣布2030年碳达峰的目标,“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加快绿色发展。2018年,组建生态环境部,加强环保监管力度。政府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文件和标准,将数据中心能效、共享出行、绿色物流包装、外卖减塑等列为重点监管或支持对象。2017年,全国碳交易市场启动,进一步提升了全社会对减碳的关注。随着碳市场扩容、低碳发展上升为政策主旋律,平台企业开始关注未来可能出现的碳合规义务及潜在交易机会。

资本市场加大ESG投资。2016年起,港交所、上交所和深交所陆续发布和强化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指引,对碳排放、能源使用、废弃物管理等提出明确要求。互联网企业的投资者和股东愈发关心其绿色发展战略、碳排放数据和低碳技术投入,这迫使管理层更重视制定和落实低碳行动计划。围绕雾霾治理、垃圾分类等议题的讨论使公众更加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对包装污染、资源浪费的质疑增多。绿色消费、低碳生活等理念逐步进入主流视野,年轻消费者尤其关注低碳可持续性,部分用户愿意为绿色产品或服务支付溢价。

行业层面,互联网平台企业进入成熟期,高度渗透日常生活和经济的各个领域。业务和用户规模的爆发式增长使其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低碳发展被视为行业共同的责任,减碳要求已不限于自身运营,而是延伸到整个供应链和用户使用环节。共享经济在此时期兴起(如滴滴出行、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等),提高了交通出行和资源利用效率,网约车被政府列为绿色低碳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卖平台(如美团、饿了么)爆发式增长,产生的大量一次性餐盒垃圾引发公众担忧。在激烈竞争压力下,主流平台企业尝试将“绿色物流”“环保包装”等作为营销亮点或品牌塑造手段,以获得用户好感或政府支持——低碳举措开始被用于打造企业正面形象和差异化优势。

企业认知与实践

这一阶段,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将低碳发展提升到了战略层面。由于监管日趋严格和利益相关者期望逐渐提高,互联网平台企业逐渐认识到低碳转型不再仅仅是成本或合规的要求,而是关乎品牌信誉、用户忠诚和资本市场认可度的战略议题。低碳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快速兴起也让企业看到了绿色消费需求的巨大商业潜力,认为积极的低碳转型将成为未来竞争力的重要组成。简言之,低碳发展从“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开始成为企业提升长期竞争优势的主动选择,部分领先企业着手制定系统性战略。阿里、腾讯、京东等公司设立了专门的可持续发展部门,尝试将低碳目标纳入企业长期规划。不过,多数企业仍处于摸索阶段,未制定全面低碳战略。

互联网平台企业开始意识到平台生态圈协同减碳的重要性。平台商家的低碳发展与平台整体的商业利益和声誉息息相关,仅靠平台企业自身或供应链无法全面控制碳排放,需要动员商家、配送合作伙伴、用户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共同参与。企业行动从单一的内部节能扩展到平台生态系统协同减碳,但大部分举措仍处于“倡导鼓励”和试点阶段,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性制度管理。

低碳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明显提速。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自然冷源利用和可再生能源的突破使数据中心能效大幅提升。物流领域,电子面单、仓储配送的智能调度和统一配送等逐渐普及,人工智能开始用于路径规划和需求预测,物联网和5G技术开始试点,大大优化了供应链资源配置,降低了物流能耗。这些低碳技术也赋能平台商家,推进了生态圈协同减碳。

户端的参与度也显著提升。互联网平台企业利用积分激励、公益项目等,鼓励用户减少一次性用品、选择低碳出行、购买环保产品,并通过社交媒体加强环保宣传,借助用户口碑和媒体报道提升企业绿色形象。例如,蚂蚁森林将低碳理念融入支付宝等日常消费场景,吸引数亿用户参与,在平台生态圈层面引发了巨大的减碳效应(相当于范围3+和3++)。外卖平台上线“无需餐具”功能并为环保餐厅打标识,引导消费者减少不必要的耗材。美团推出“青山计划”,联合环保组织及政府部门开展碳中和、森林保护等公益项目,向公众宣传低碳理念。

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也开始从各自为战走向行业联盟与标准制定,引领整体转型。行业内逐渐就包装回收、推广环保材料等形成共识。部分领军平台与行业协会、政府部门合作,制定绿色包装、绿色物流等规范性文件或行业公约,发挥平台的引领作用。例如,美团“青山计划”联手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数百家餐饮品牌和行业协会成立了“绿色外卖联盟”,发布《绿色外卖行业公约(绿色十条)》,随后进一步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合作推动外卖行业低碳标准的制定。2016至2017年,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领先企业开始披露部分碳排放数据,行业信息透明度有所提高。

总的来说,2015年以来,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显著增强,低碳行动的动机从单纯的合规和成本驱动,升级为形象塑造和竞争优势的多重考量,并逐步纳入企业战略规划。减碳举措显著增多,与核心业务结合更加紧密,但大多仍针对特定环节,全面系统的低碳战略规划刚起步。值得关注的是,平台企业已开始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引领,通过技术赋能、平台制度构建、意识提升和行业标准制定等方式,推动平台生态圈内外更广泛主体的低碳行动,减碳范围也由自身和直接价值链(范围1—3)拓展至间接影响的更大网络(范围3++)。平台企业在积极响应社会对其作为商业平台管理者的“合理期望”的同时,正向更高层次的“优势贡献”过渡,发挥社会资源整合者的角色功能,为更广泛的低碳转型提供支撑。

全面深化阶段(2020年至今)

外部环境

2020年以来,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深化阶段,各国推动碳中和目标的进程显著加快。2021年,联合国签订《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欧盟通过《欧洲气候法》将2050年碳中和目标法律化;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全球资本市场进一步强化对企业碳披露的要求,大量资金流向ESG投资产品。各大跨国科技公司也在2020年前后纷纷宣布自身运营碳中和或净零排放目标,成为行业标杆,给中国平台企业带来了对标压力和动力。

中国正式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低碳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以来,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双碳”目标的内涵、路径和重点任务,并制定了配套方案。绿色金融政策快速落地,企业ESG信息披露要求显著提高。2021年,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2023年颁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逐步完善了碳市场机制。国内投资者对平台企业的ESG评级和碳减排计划也日益关注,直接影响其资本市场表现和企业声誉。

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国家政策明确鼓励低碳与绿色转型,并指明了数据中心绿色改造、快递包装减量、新能源车辆普及等具体方向。尤其是更加严格的数据中心PUE门槛,推动平台企业进一步提升能效、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政策还强调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转型,支持平台企业搭建绿色技术创新平台,促进绿色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发挥其资源整合优势。此外,互联网平台企业虽然尚未被直接纳入强制碳交易履约范围,但因电力供应或供应链间接排放可能受到碳定价影响;同时,碳管理服务、碳交易撮合、碳金融产品等也为其打开新商机。

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业务已全面渗透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电商、外卖、线上支付、网约车、社区团购等业务继续扩张,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也使其环境影响和能源消耗受到更严格的审视,被赋予更高的期望。监管部门和舆论都强调,平台应为落实国家“双碳”目标做出实质贡献。一二线城市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持续提升,外卖、快递环节的减塑和包装回收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越来越多消费者通过自身行动践行低碳生活,比如选择具有环保认证或绿色标签的商家和产品。

企业认知与实践

2020年以来,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低碳转型步入战略深化、体系化推进、生态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企业充分认识到低碳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将其提升为公司核心议题,低碳理念逐步内化为企业文化和发展逻辑的一部分。企业对待低碳发展的态度从“必须做”转变为“我想做”。

互联网平台企业内部的低碳治理和目标设定更加制度化、系统化。部分领先企业成立专门的ESG或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制定了清晰的中长期碳中和路线图。例如,阿里集团在2021年公布了未来15年内实现自身运营碳中和、上下游价值链碳排放减半(特别是在云计算领域)以及带动全社会减碳15亿吨的“三大目标”。为保障目标落地,阿里巴巴设立了涵盖董事会、高管日常管理、各业务单元的三级治理架构。阿里巴巴、美团、京东等企业相继发布或更新碳中和承诺和阶段进展报告,明确减排措施路径。

这一阶段,平台企业不仅显著强化了“生态协同减排”的意识,还主动承担起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和公共治理角色。它们与多元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通过技术赋能、制度规范、理念引领等方式,动员用户、商家、物流伙伴、金融机构、公益组织等共同参与减碳行动。2021年,阿里巴巴创造性地提出“范围3+”概念,将减碳视野拓展到整个平台生态系统,涵盖更广泛的参与者(如平台上的商家和用户)。同年,美团成立“青山科技基金”,资助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各大平台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在碳核算工具开发、碳标签体系建设、碳管理SaaS平台等方面投入资源,为行业乃至全社会提供数字化碳管理服务。例如,阿里云于2022年推出“能耗宝”平台,帮助全球客户测量、分析和管理其业务活动的碳排放。一些平台企业也开始与传统制造企业合作,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跨行业的协同减碳。

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不再局限于满足政策合规或响应外部期望,而是主动携手行业协会、地方政府、学术机构和公益组织,发起并推动新的行业标准和合作框架,吸引和赋能更多中小企业加入绿色供应链体系和减碳行动。例如,2020年美团联合中国塑料协会和造纸研究机构发布《青山计划首批绿色包装推荐名录》,推动行业采用环保包装材料。同年,美团提出建立覆盖全国20多个省份的外卖餐盒回收体系,为所有商家提供可降解、可循环使用的包装解决方案。

此外,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更加注重提升社会大众的减碳意识,积极引导低碳消费和生活方式。蚂蚁森林、美团青山计划、外卖减塑等项目不断迭代升级,鼓励海量用户持续参与,减少一次性用品浪费,选择绿色产品和服务,践行低碳生活。

这一阶段,互联网平台企业正从低碳实践的执行者,转变为行业规则的制定者和社会低碳行动的引领者,在更广范围内推动绿色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平台企业社会资源整合者的角色日益突出,其低碳行动范围已全面覆盖自身运营(范围1—2)、价值链(范围3)、平台生态圈(范围3+)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范围3++),低碳行动迈进一步聚焦主动创新的“优势贡献”层级。

互联网平台企业低碳发展的总体演化规律和行动路径

核心逻辑和总体演化规律

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低碳发展的阶段演进进行综合提炼,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其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规律,更清晰地呈现各阶段的差异与演化的内在逻辑。

外部环境从零碎、松散的绿色要求演进到系统、明确的“双碳”政策和监管,利益相关者(如市场与公众)对平台低碳责任的期望不断提高,低碳转型和创新对企业自身利益和长远发展影响不断变大,使平台企业在不同时期面临差异化的合规与市场压力。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企业对低碳发展的认知——从无关紧要的公益到节能降本或企业合规的需要,再到综合战略价值的跃升;企业对低碳发展的态度也从“可做可不做”转变为“必须做”“我想做”。认知的提升和内生动力的逐步积累又驱动互联网平台企业低碳实践行动范围从“自身运营”逐步扩展到“价值链—平台生态—更广社会”,履责边界不断外延。这一过程伴随着平台企业从主要自身执行,到通过技术赋能和制度管理手段来推动供应链低碳发展和平台生态协同发展,再到通过行业规则制定和低碳理念的引领,上升到社会治理层面的更广泛的协同发展。相应地,在低碳责任强度上,互联网平台企业也经历了从满足“法律底线”、回应“合理期望”,到主动超越、追求“优势贡献”,在行业和社会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层层递进。

综合起来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低碳发展历程,遵循外部环境影响企业低碳认知,再进一步影响低碳行动范围和相应角色的核心逻辑,呈现出“被动—主动—协同—引领”的总体演化规律。

低碳发展的行动路径

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推进低碳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几类典型的行动路径。一是技术创新和赋能。将数字技术作为低碳转型的核心引擎,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手段优化内部运营,提高供应链和物流效率,并为全平台乃至全社会的合作伙伴提供智能化的碳管理工具,通过技术创新带动降碳。二是制度管理。运用平台规则和机制引导供应链和生态圈的低碳行为,通过平台准入、交易机制、价格激励、补贴政策和碳积分等制度,引导和规范用户、商家践行低碳行动。三是认知引导。发挥平台传播优势提升全社会低碳意识,利用平台流量,通过精准推送、社交分享和用户教育,将低碳理念融入日常消费场景,引导公众形成可持续的消费观念和习惯。四是知识共享。搭建跨行业的绿色知识分享网络,促进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之间碳管理经验和技术的交流,推动绿色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扩散应用,加速创新成果向全社会转移,形成集体学习效应。五是生态协同。发挥平台资源整合能力,联合上下游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和公益组织形成跨界合作,通过平台生态圈内外各方的共同努力推进低碳转型,在全社会范围形成协同减排效应。

管理启示

“双碳”目标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低碳发展不只是履行合规和社会责任,更是塑造未来竞争优势、赢得投资者和公众认可的关键。然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低碳发展仍面临着不少挑战。

首先,行业内发展不均衡,战略与治理体系建设存在差距。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低碳发展程度参差不齐:部分领先企业(如阿里巴巴、美团)已将低碳发展上升到顶层战略高度,制定了碳中和目标并建立完善的ESG治理体系;而许多中小型或垂直领域的平台企业在低碳战略上相对滞后,缺乏系统规划,也面临技术和资金不足的压力。这导致行业减排步伐不一致,难以形成协同效应。在碳排放信息披露方面也是如此:领先企业建立了较完善的碳核算体系并主动披露数据,而大多数企业尚未披露其供应链碳足迹,行业整体透明度不足,也缺乏统一的核算标准。

其次,价值链和生态圈低碳协同难度大。推动供应链和平台生态圈的协同减碳仍面临困难,集中表现为成本压力和利益协调问题。建立绿色供应链、低碳物流体系往往需要各环节参与者投入额外成本,如购置新能源车队、更换环保包装等,其短期经济回报不明显,中小企业和平台商家往往无力承担这些额外投入。即使平台提供激励措施,不少商家也更关注近期效益,缺乏足够动力配合。此外,部分消费者对绿色产品或服务可能产生的额外费用也较为敏感。这种短期利益与长期可持续目标的矛盾,使平台企业在推广低碳举措时面临协调难题,需要借助更有效的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机制。政策和激励如何兼顾不同商户、消费者的利益和意愿,以实现有效低碳共识仍是挑战。

最后,政策和市场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外部环境仍在快速演变中,不确定性给企业规划带来挑战。一方面,全球碳减排政策加速落地,但各国具体法规体系尚未完全稳定。例如,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于2023年进入试行阶段,要求企业报告进口产品的间接碳排放含量,并计划自2026年起逐步征收碳关税,但税率水平、涵盖产品范围和豁免细则仍在调整中。这使得有跨境业务的中国平台企业难以精准预判未来的合规成本,不得不持续调整供应链策略以适应变化。另一方面,国内的碳市场覆盖范围、碳定价机制也仍在探索完善中,短期内相关政策仍在不断细化或调整,导致平台企业在进行低碳投资决策时面临不确定性。政策和市场层面的不确定因素均会增加企业采纳推行低碳举措的风险。对于部分资金不足,有较大成本压力的中小企业和平台商家,这些不确定性带来的困难尤其严重。

结合互联网平台企业低碳发展四个阶段的演进经验和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企业管理层在制定低碳战略时需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第一,将低碳融入企业核心战略。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把低碳发展提升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架构中明确高层对低碳发展的责任,使碳减排目标深度嵌入各业务线的发展规划和绩效指标中。绿色与发展可以共赢应成为企业上下的共识和核心价值理念,只有这样,低碳发展才能得到持续的资源投入和组织保障。

第二,借助数字技术推进减碳。互联网平台企业要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自身运营和供应链物流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浪费。在此基础上,将自身的碳管理工具和数据分析能力对平台内外开放,帮助生态伙伴优化运营模式,带动整个产业链向低碳模式演进,同时还能拓展新的数字服务价值。

第三,强化用户与社会参与。将消费者和公众纳入低碳行动版图,激发全社会的参与热情。通过积分奖励、碳账户、公益互动等方式,鼓励用户减少一次性包装、选择低碳出行、购买环保产品,培养可持续的消费习惯。同时,增强信息透明度,定期披露企业碳减排进展和成效,接受公众监督,建立清晰可信的绿色品牌形象。

第四,构建跨界合作平台。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整合优势,搭建跨行业、跨部门的协同合作网络。与政府、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公益组织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制定行业绿色标准,分摊成本、共享经验、推动关键共性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放大整体减排效果。依托平台的影响力,鼓励更多中小企业加入绿色供应链和项目,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低碳协同效应。

第五,平衡短期投入与长远收益。正视低碳发展初期可能出现的成本压力,着眼挖掘长期商业价值。资源有限的企业应善用绿色金融工具如绿色债券、碳交易,争取政府补贴等,以缓解短期投入的资金压力。同时,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逐步降低新能源车辆、可降解包装等绿色措施的单位成本。在决策时综合考虑环境和经济,寻求降碳与增效的平衡点,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持续推进,互联网平台企业必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从最初的局部节能降耗,到如今多维度技术赋能、生态协同,平台企业的低碳行动范围不断拓展,在自身运营、供应链和更广泛的生态合作中持续发力,创造新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未来,互联网平台企业应进一步发挥数字化和平台化优势,通过技术创新、资源整合和意识引领,推动全社会低碳转型。

 

朱秀梅: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何昱禧: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硕士
贾云蕾: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硕士
杨朦晰(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朱晶

来源:《清华管理评论》2025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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