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孙黎 / 文

中国房地产行业高负债、高杠杆的商业模式已经显示其内在的巨大风险,尤其是当相关产业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四分之一的情景下。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行业也遭遇发展瓶颈，该行业对制造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更是有限。那么，哪些产业可能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范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以“脱虚向实”为趋势，而“专精特新”小巨人与单项（隐形）冠军（两类企业可以统称为“精一赢家”niche winners）正在成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这对中国产业体系转型升级、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管理学在此领域的理论发展严重滞后，无法引导企业实践与政策制定。因此，“精一赢家”研究作为一项“顶天立地”的开拓性原创研究，与一项“知行合一”导向的研究，具有独特而重大的社会意义。

德国管理学者赫尔曼·西蒙于90年代提出“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s）概念。从德国中小企业实践中，西蒙发现德国拥有众多高度专注、在全球性或区域性市场占据领军地位（主要以市场占有率为评价标准）的中小企业。然而，由于大多数产品不是最终消费类产品，其品牌不易被消费者觉察，公众知名度较低，但它们却在各自行业内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或领军企业，因此被称为“隐形冠军”。他随后将这项研究扩展到国际，发现许多国家都有不少“隐形冠军”。例如，日本强大的制造业背后，也有众多“隐形冠军”支撑。这可以部分解释德日的独特竞争优势。此外，全球“隐形冠军”自90年代以来进一步拥抱全球化，积极向海外扩张，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赢家。（“隐形冠军”并不局限于第一名冠军，亚军与季军也包含在内，因此“赢家”更为准确）

赫尔曼·西蒙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企业成功并不局限于大企业，而“隐形冠军”这样的中小企业同样可以成功，并且机遇更大。他也观察到中国“隐形冠军”迅速崛起，积极投入研发，在创新领域有显著进步，在欧洲的专利申请量实现爆发式增长，甚至收购一些德国“隐形冠军”。

中国很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往往处于价值创造的低端，在世界工厂中的优势在于低价值简单“组装”，仅仅赚取微薄的制造加工利润，而非高价值的“关键基础”的研发与品牌收益。值得注意的事，过去二十年中，许多中小企业努力在全球价值链上攀升，逐步提高了利润率，以及有利谈判地位，其中一些已经成为“隐形冠军”。然而，中国“隐形冠军”呈现出一些与德国“隐形冠军”不同的特色。例如，德国“隐形冠军”很少公开上市，但中国“隐形冠军”却常常积极上市；与德国“隐形冠军”不同，中国“隐形冠军”往往在核心业务基础上进行相关领域的拓展；中国“隐形冠军”在国际化方面也不同于德国“隐形冠军”；中国“隐形冠军”并不刻意保持低调，即不再强调“隐形”特征（例如舜宇光学的“名配角”战略）。

此外，中国政府除了评选认证在全球性或区域性市场占有率为评价标准的“单项冠军”（类似德国“隐形冠军）以外，还评选认证以“专精特新”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所谓“小巨人”企业。大体而言，“小巨人”可以被视为“单项冠军”的摇篮或预备队。工信部于2016年开始评选认证“单项冠军”，并于2018年开始评选认证“小巨人”。2016年3月工信部印发《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聚焦有限目标市场、主营产品市场占有率、持续创新能力强、经营业绩优、长期专注主营产品、符合制造业重点发展方向、重视品牌培育、环保能耗达标、管理制度规范等9个方面明确了“单项冠军”的条件。2018年11月工信部发布“小巨人”评选认证四大标准，即“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根据2013年7月工信部发布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专精特新”的内涵是专业化（为大企业、大项目、产业链提供配套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产品与配套服务）、精细化（以高性价比在细分市场上占据优势）、特色化（特色资源、地域特色、独特工艺技术、独特配方与原料）、新颖化（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为了明确区分中国“隐形冠军”与德国“隐形冠军”，我们将中国“单项冠军”与“小巨人”统称为“精一赢家”，即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形冠军”。我们将“专精”与“单项”视为三大基本战略之一的“聚焦”（focus），而将“特新”与“冠军”视为另外一个基本战略，即“差异化”（differentiation），因此“专精特新”就是两大基本战略的融合；第三个基本战略是“低成本”，与“专精特新”和“单项冠军”无关。

中国“精一赢家”独特战略布局就是“T型战略”：一方面企业持续纵向深挖技术与品牌护城河，即业务专一化（specialization），类似“深挖洞”；而另一方面则不断横向拓宽产品与客户体验的相邻应用场景，即业务多元化（diversification），类似“广积粮”。位于宁波余姚的舜宇光学为我们构建“T型战略”提供了独特启发。

起初舜宇光学只是生产普通玻璃光学镜头（例相机镜头、显微镜镜头、望远镜镜头等），后来又逐渐扩展到手机镜头、车载镜头、安防镜头、机器人镜头、VR/AR镜头、工业检测镜头、医疗设备镜头等新兴树胶光学镜头领域。目前，舜宇光学年销售额规模现在已约460亿，其中期目标更是要成为千亿企业。在中国，规模能达到如此之大的“精一赢家”不多，但舜宇光学仍然可以被认为是一家“精一赢家”。这是因为它始终聚焦在镜头领域深耕，只是把镜头核心技术的市场应用拓展到了广阔的多元场景。我们将之总结为“专精核心能力的应用多元化”。

从此角度来看，“精一赢家”的核心不在于规模大小，也不在是否“隐身”，而是在于是否“精一”，包括是否能够在“精一”深度开发基础之上持续拓宽客户体验的相关应用场景。此外，舜宇光学的总体战略是充当“名主角”的“名配角”，为大型系统集成商提供核心零配件。如果“精一赢家”比其他企业更早迎来发展瓶颈或天花板，舜宇光学的“专精核心能力的应用多元化”战略，就能帮助企业成为既强又大的新型“精一赢家”，或中国式“隐形冠军”。我们认为，通常意义上的发展瓶颈或天花板概念过于静态，其实可以找到动态方式，突破天花板。这就需要通过寻找新的应用市场场景。企业不能总是拘泥于老客户或老市场，因为企业完全可以选择以“老树发新芽”的方式拓展全新市场领域。

也有人提出质疑，如果相对专一的核心技术被其他技术颠覆或取代怎么办？我们认为，被全新技术颠覆的行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相对萎缩，而不会被彻底取代。以柯达为例，虽说普通老百姓已经不用柯达胶卷了，但是专业拍电影、高级摄影师还会用光学胶片，其利润率反而很高。这也表明依托原有技术，寻找全新应用市场场景的可能性与重要性。现在柯达利用在化工研发的强大积累，甚至进入医药行业。从阴阳平衡思维视角出发，我们可以超越常规假设——只能选择“大而全”或“小而特”。企业未来战略布局可以达到“大与小”、“全与特”悖论双方的非对称平衡：在上游供给的技术方面选择以“小而特”为主，但在该技术的下游应用市场场景方面则可选择以“大而全”为主。也就是说，技术可从满足多元客户的多元需求出发，拓展技术在多元市场应用场景共享的潜力，就是采取纵向聚焦深耕与多元业务跨界两者取得平衡融合的“T型战略”。

既注重专一聚焦深耕，又兼顾多元跨界拓展，“T型战略”让“精一赢家”应对环境VUCA+（多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新颖性）时展现其独特竞争力。聚焦深耕以对专一领域的技术与市场两大方面的深度了解与开发构建一种以深度为维度的核心竞争力，称之为“深度核心竞争力”，这是“T型战略”纵向维度。跨界拓展则以资源能力与组织结构两大方面的敏捷灵活构建另外一种以广度为维度的核心竞争力，称之为“广度核心竞争力”，这是“T型战略”横向维度。因此，纵向“深挖洞”和横向“广积粮”共同构成“T型战略”的两大要素或维度，二者缺一不可。深度与广度两大核心竞争力需要达到整体、动态的有机平衡，以此完成最佳战略布局。

最后，“T型战略”为学术界研究资源可扩展性（scalability）与资源可互换性（fungibility）在聚焦深耕与跨界拓展两类不同战略布局的独特功能与具体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即在价值链上游供应端选择以可扩展性为核心功能的聚焦深耕，而在价值链下游选择以可互换性为核心功能的跨界拓展。这也正是业务专一化与业务多元化两个悖论要素之间取得整体、动态的有机平衡。

采用“T型战略”有助于“精一赢家”成为中国经济梯度发展的脊梁，在价值链下游积极与本土平台、500强国企或民企等大型企业合作，也积极融入海外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例如宁德时代进入特斯拉的电池供应商行列；舜宇光学加入苹果的手机镜头供应商行列），在价值链上游则与中国众多的其他中小企业合作，既可以参加已有的生态系统，也可以自己构建新的生态系统，吸引合作伙伴加入，起到承上启下、梯度发展的作用。

近几年在中美贸易冲突下，我国的一些高科技产业，特别是芯片产业，C919国产客机等因受到美国制裁而引发了卡脖子工程的讨论。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所有领域取得全球领先的地位；如果不能领先，那就难免会在某些领域被别人“卡脖子”；为此，该国在其他领域也具备对别人“卡脖子”的能力，以此形成相互遏制的格局。从这一视角来看，如果能够在部分高价值细分领域达到全球领先地位，这就具备可以反卡别人脖子的条件，也就不怕别人卡脖子。这样的细分领域越多，这个国家的全球竞争地位越高。如果只是在所有产业领域里都处于中低端地位，那么就可能被开脖子。因此，没必要，也不可能完成“绝对完整”的产业体系，而只能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通过发展“精一赢家”，可以形成美国某些产业对我国某些“精一赢家”的高度依赖，开展错位竞争，以此形成非对称优势。这样才是实现我国产业价值链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布局。

去年，中国工程院在分析了我国26个主要产业的现状和差距后发现，“五基”问题，即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装备（包括仪表仪器与机床）、基础软件等五个方面，现在越来越突出，已成为我国迈向制造强国的最大瓶颈。这些瓶颈恰恰就是被“卡脖子”的领域。这个问题与以前落后的发展思维有关，以为只有世界500强才是优秀企业，重量却不重质。此外，过去过于强调直接面对最终用户市场的供应链下游龙头企业，而严重忽略了上游提供“五基”配套的精一赢家企业。需要特别指出，“专精特新”与“五基”高度相关：专业化（为大企业、大项目、产业链提供配套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产品与配套服务）、精细化（以高性价比在细分市场上占据优势）、特色化（特色资源、地域特色、独特工艺技术、独特配方与原料）、新颖化（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近几年在美国对中国产品加税的情况下，虽然很多跨国公司实行“中国+1”的布局，将许多订单转移到越南、印度、泰国等低工资国家，但中国的出口近几年仍然持续增长，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出口。这表明“精一赢家”正在逐步成为国际竞争的中流砥柱。

此外，“精一赢家”的国际化发展具有特效意义。由于细分市场的内在局限，“精一赢家”往往需要海外市场，因此国际化速度与程度均比一般企业更快更高。这是德国“隐形冠军”的一大特色，也在其他国家的“隐形赢家”身上得到体现。对于中国“精一赢家”而言，“一带一路”具有特殊意义，既可提升中国“精一赢家”自身国际化水平，又可带动沿途国家企业融入中国产业链发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发展。

我们的战略建议是首先逐步布局中国“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见图1），其前提是政府政策优先发展地缘政治高度敏感场景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领域，尤其是这些产业高端部分，其中包括高端半导体、高端医药与疫苗、高端航空、高端材料、高端机床、军民两用、社交媒体、高科技专业博士/博士后教育与学术研究合作等。其他两大场景则采取次要布局模式。

第一，在地缘政治高度敏感场景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领域内部，首先选择最有希望达到全球领先地位的部分高价值细分领域，优先发展；

第二，在地缘政治高度敏感场景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领域内部，可以再选一些有一定希望达到全球领先地位的部分高价值细分领域，在保证第一部分优先发展的前提下尽量支持；

第三，在地缘政治高度敏感场景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领域内部，放弃希望不大的其他部分细分领域。

从企业地理分布的研究发现，行业龙头企业（尤其是国企）更可能将总部设立在超级大城市，而“精一赢家”企业则更有可能在中小城市（尤其是县镇一级）涌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隐形冠军”的地理分布对此提供了西方的证据；还有美欧大学常在小城镇，从而带动地域性创新创业（例如硅谷以及众多的大学城）也是证据；日本也有很多类似案例。中国县域经济强大的区县往往都是由一批“精一赢家”企业带动。这些“精一赢家”的蓬勃发展吸引人才返乡工作，有利于资源从大城市向小城市转移，形成渗漏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尤其是带动小城市其他中间企业的发展。此外，中国高铁与高速公路的密集分布，使大城市与中小县的渗漏效应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因此，我们认为，大力发展“精一赢家”有利于减少贫富不均，实现可持续均衡发展与“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

为此，我们建议国家政策可将价值链下游组装产品的大型企业与价值链上游配套“五基”的“精一赢家”企业视为价值链两端有机搭配的“双龙头”（见图2）：下游大企业为大龙头，上游“精一赢家”为小龙头。高价值细分领域全球领先，尤其是摆脱“卡脖子”限制的出路不在押宝少数大龙头企业，而在于扶持众多小龙头企业。这一“抓两头、带中间”的全新产业生态发展模式，对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独特重大意义，正如易经所言（“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值得特别关注，大小龙头企业都要在各自领域占据排名前1-3的赢家地位（例如美国GE的公司战略）。

我们认为，国企（尤其是央企，但不排除华为、小米、阿里这样高速发展的民企）常常扮演大龙头角色，而民企则全面扮演小龙头角色。从这一视角来看，我们提出一个涉及国企-民企高度互补、密切合作的全新观点，即“国进民进”，而不是“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等“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两分法观点。

从全球上看，世界银行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英国国际开发部（DFID）等国家发展机构也开始重视国际价值链的发展，通过自下而上的政策设计成为对发展中国家扶贫的主要策略。世界银行在2010年发表了《危机后世界中的全球价值链：发展视角》，强调通过全球价值链，帮助全球经济的复原，在传统的南北贸易和投资联动的供应链的基础上，南南贸易中将生产者和市场通过供应链更紧密地连接起来。而随后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使全球价值链更好地帮助贫困国家发展，也帮助了欧洲一些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的国家的经济重振。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2020年》，则认为过去三十年来，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减贫，全球贫困率从35%降至10%，全世界底层40%人群的收入增长了近50%。而脱贫最快的、人数最多的当属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积极参与了全球分工，不断在价值链上攀升，从而使生产率和收入均得到大幅提高，同样也迅速城市化，至少让4亿多人口脱贫。同样的经验也发生在越南、孟加拉国等国。全球价值链上“精一赢家”的大量涌现成为许多后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为此，“精一赢家”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中小城镇的城市化发展，与超大城市的城市化实现互补性平衡，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由此减轻、避免大城市与沿海地区的虹吸效应，因而有效实现中国共同富裕与可持续均衡发展的目标。

目前，国家开始明确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在政策上重点扶持单项冠军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是正确而及时的政策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今年7月30日召开会议，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再次强调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在媒体上，《中外管理》杂志社自2018年开始第一届“中国造·隐形冠军”评比，今年已进入第四届。2021年中制智库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与凤凰网财经共同打造“隐形冠军示范工程”项目，以《隐形冠军》节目配套“隐形冠军闪耀100”年度评选。

对比之下，中国管理学界、经济学界虽有一些零星的对“精一赢家”的研究，但非常粗糙，严重落后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为此我们呼吁加快抓紧开展“精一赢家”的系统研究，包括对过去扶持政策的效果研究，从而为未来产业政策的出台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

例如，培育“精一赢家”最为有效的方式不是举国体制，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指令，而是需要更多依靠市场充分竞争，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市场准入，提供各种扶持政策。政府的核心作用不在于选择赢家输家，而在于打造有利于优秀企业不断涌现、生生不息的产业生态。相比之下，更为有效的思路是打造百花齐放的产业生态，支撑下游大龙头企业与上游小龙头企业通力协作，通过市场提出需求，下游大龙头企业出题立项，吸引众多小龙头企业通过公平竞争答题结项。为此，我们急需建立“产学研”创新研发生态系统，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研”，有效连接“学”与“产”（见图3）。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以及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成功经验。

最后，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预测、甄别、观察、评估精一企业成长发展全过程的整体、动态的指标体系。为这些企业提供研发、孵化、培育、平台赋能的管理流程操作指南。

日本丰田公司的精益生产实践奠定了日本管理理论对全球的重大贡献。我们预期，中国“精一赢家”研究可以促进本土原创理论发展。对于“精一赢家”研究，我们建议鼓励跨学科研究，利用不同学科理论发展、方法论上的不同优势，从而发展中国独树一帜的原创理论。

管理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应用导向学科，而在“精一赢家”研究方面应该汲取多学科的各类方法，从实践上升成为理论（“顶天”为目的），再从理论落地指导实践（“立地”为目的），以此达到“有实践基础的管理研究”（“立地”为手段）与“有理论基础的管理实践”（“顶天”为手段），双方相互促进与有机统一。

我们建议，“精一赢家”研究应该鼓励学术界与实践界彼此搭配合作，互补各种知识与经验、积累成果，共同探讨，形成共享的研究成果。这个成果既可以形成最佳学术理论，也可以转化为最佳实践指导，成为“参与性学术研究”（engaged scholarship）或“入世式学术”，成为一种知行合一的知识生产方式。

西方主导的管理学研究给中国管理学研究与教育带来了许多问题，在一些关键领域甚至误导了中国本土理论的发展，这就召唤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伴随中国“精一赢家”在全球产业链的崛起，相应的组织管理实践也会在未来一段时期迎来磅礴的发展，也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管理学理论的指导。这为本土理论发展带来重大机遇。例如，采用阴阳平衡视角，“T型战略”可以取得业务专一化与业务多元化两个悖论要素之间整体、动态的有机平衡，包括资源可扩展性与资源可互换性在聚焦深耕与跨界拓展两大不同战略布局的独特功能与具体机制（即在价值链上游供应端选择以可扩展性为核心功能的聚焦深耕，而在价值链下游选择以可互换性为核心功能的跨界拓展）。这有助于解决全球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即相关多元化related diversification对比“专精”聚焦specialized focus）常年未决的重大争议，同时也对其他管理领域的争论提供全新视角，包括资源理论（尤其是资源交响式管理resource orchestration，包括资源配置与资源应用） ，以及企业基础理论 （the theory of the firm），包含“专精”聚焦战略对“特新”差异化战略的独特贡献。

中国经济发展范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以“脱虚向实”为趋势，而“精一赢家”模式正在成为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可以帮助中国产业体系转型升级、构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然而，管理学在此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发展严重滞后，无法引导企业实践与政策制定。

管理学术研究的根本使命是为社会组织管理的改进优化提供有效的启发与指导。我们认为，“精一赢家”研究将是一项“顶天立地”的开拓性原创研究，也是一项“知行合一”导向的研究。“精一赢家”研究从中国本土实践中来，又回到中国本土实践中去。

当年大禹治水，凿宽三门峡两侧的河道，让中间的砥柱山矗立于黄河的急流之中，柳公权诗赞：“孤峰浮水面，一柱钉波心。顶压三门险，根随九曲深。”中国“精一赢家”将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中发挥中流砥柱的独特作用，也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提供重要启发。正如“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未来研究的关键点与突破口在于揭示“精一赢家”优于相关多元化的独特底层逻辑（例如，童子功、杀手锏、独家绝活等特征，因此将聚焦与差异化进行有机融合，构成独特战略布局）。

关于作者 | 

李平：宁波诺丁汉大学李达三首席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中国企业教授；

孙黎：美国洛厄尔麻省大学创业与创新副教授

文章来源 | 本文刊登于《清华管理评论》2021年12月刊

责任编辑 | 刘永选（liuyx6@sem.tsinghu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