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

【美】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等

译者：郝小楠

ISBN：978-7-5217-2173-7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经济增长和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全新理论范式

陈劲

《活力》一书的独特之处，是更科学地解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因素。作为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新的经济增长理论。

在2013年出版的《大繁荣》一书中，费尔普斯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了19世纪生产率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的快速和持续的增长，以及随之为这些国家带来的“兴盛”——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人民带来有意义的工作、自我表现和个人成长。在《活力》一书中，费尔普斯教授进一步指出，经济繁荣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所在国家或地区人民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

与创新研究的倡导者——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不同，费尔普斯教授认为，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企业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的，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活力》作为《大繁荣》之后又一本经济学佳作，费尔普斯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进一步对标准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对《大繁荣》一书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量化研究。通过对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费尔普斯教授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具有革命性的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的理论。

如费尔普斯教授提示的，虽然熊彼特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突破了经济增长只是一种资本积累（投资和储蓄）的传统观点，并发现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作用，但1921年弗兰克·奈特发现做出投资决策的企业一般会面临“不确定性”，凯恩斯在1936年也指出，货币或财政政策可以帮助经济增长达到新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依然是经济增长以及工资和利润率方面的标准理论。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是将人们的欲望描绘成完全物质式的：一个人的生活被简化为如何达到最好的条件——寻找回报最高或成本最低的一点，并只关心他们的消费（包括集体物品）和休闲，这就忽略了在现代经济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体验”和“意义”要素。柏格森的生命力和个人成长理论、凡勃伦的工艺的本能理论，尤其是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意义理论，无疑将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作为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作为一个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弗兰克尔坚定地认为人有意义意志。他反对把人看成是由生理本能、童年冲突或任何别的外部力量决定的，认为人的本性在于探寻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存在于外部世界和人的互动关系之中。基于此观点，弗兰克尔提出了“意义意志”这一核心概念，它是指人探索理解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人们的终极追求是心灵和精神的满足而不是生物本能欲望的满足。著名管理学家加里·哈默在他的《人本共治》中也指出，组织需要人们具备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的、有主见的、不等不靠的人，他们不会坐等指令，也不会被岗位职责捆住手脚。同样关键的还有创造力。组织需要人们有能力重构问题，带来新颖的解决方案，而最顶端的一项是勇气——人们为了某种值得追求的事业倾尽最大的努力、甘冒风险的态度或气质，将决定组织获得更好的工资增长率。

与此观点相联系，费尔普斯教授提出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只是企业家或科学家，普通人也有能力产生原创性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中有很多也可能具有商业应用价值。《活力》中对此的精彩论断是：“如果人类拥有如此非凡的天赋，那么整个社会只要有意愿，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允许和鼓励新想法产生的经济，从而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作为一位博学、富有远见的大思想家，熊彼特完整地创造和解释了创新理论，“创造性毁灭”“企业家精神”等创新理论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但是，熊彼特过度重视企业家的作用，他的论断符合当时的时代发展背景，但已不适应目前的创新实践了。

随着创新的日益复杂化，创新者不再仅仅局限于企业家，还涵盖了用户，乃至社会大众。麻省理工学院的冯·希普尔教授在1988年提出“用户是创新者”的革命性观点，提出领先用户也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事实证明，领先用户比许多企业家能更快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概念，这就说明创新趋向于民主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研究小组指出，为维基百科贡献内容是分布在全球的约580万名网民。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劳动者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来自广大的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创新必须根植于实践经验。与熊彼特经济学观点不同，产生价值的创新活动来源于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仅仅是熊彼特提的企业家。创新的实践者不仅包括企业家，还包括领先用户、传统的工匠和劳动者。

费尔普斯教授的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制定无疑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双创”活动对提振中国经济发展活力，特别是对增强全民的创业意愿和提升创业能力起了重大的作用。经过短短7年的发展，中国已经逐步成为世界上最有创业精神的国家，经济增长的活力只增不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孕育在普通百姓身上的创造力、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即使在机器人或者自动化技术替代传统就业的赛博劳动经济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必须不断完善创新创业的文化环境，积极鼓励普通劳动者或传统工匠奋发努力，追求自我实现，最终成为从事原始创新或自主创新，实现科技自主自强，从而不断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

费尔普斯教授的理论对中国的科技创新政策制定也有重大启示：创新驱动不能只局限于投资科学研究。虽然国家要大力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包括基础研究投入，以及强大的科技人才建设，但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创新智慧是中国创新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动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中创新主体积极性和能动性发挥的重要体现。创新是驱动人类文明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推动经济—社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与创新范式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关于中国创新发展新动力的探索，主要是指延伸和发展传统以企业或其他组织为主要动力的模式，需要不断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治理体系，改进科技项目规划、运行和管理的方式，激发全体人民对于建设科技强国的雄心壮志，使得“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全社会范围内更加富有意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人民不再被动地接受科学知识或通过提供使用数据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来扮演边缘角色，而是更多地参与核心科技创新知识的生产过程。尽管他们在一个研究项目中可能仍然需要科学家和专家的帮助，但现在普通人民也能够直接为一个科学问题做出决策并找到解决方案。一方面，人民创新需要鼓励个人表达自己的声音，需要基于每一个人独特的知识和多样的经验来创造创新的机会。这种多样性有助于防止生产者在创新过程当中遭遇的锁定问题。具有不同教育和经历背景的人民创新者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确保了对所有创新可能性方向的探索。另一方面，由于人民角色中包含了权利和义务，因此他们的创新活动也需要承担其后果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责任。因此，与普通创新不同的是，人民创新更多的是选择问题和优化解决问题的方案，寻找兼顾创新者和社会发展的解决方案。

当今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历史性转型，市场不确定性不断激增。“黑天鹅”事件的不断上演显示出决策者对未来环境的预判变得越发困难，以往基于风险的决策框架不断受到不确定性的冲击。对于创新这种长周期、高投入且回报不确定的经济活动而言，过度倚重物质回报、企业家或科学家的创新驱动发展的范式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依赖自身逻辑在现有路径上狂奔而越发失去约束的时候，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的是以“意义”为核心、以“情感”为动力、以“人民”为支撑的全新的经济理论和创新政策。

陈劲

国际熊彼特学会管理委员会和评奖委员会委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管理评论》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