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届本科生，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的李稻葵，在海外辗转了近20个年头后重回清华，创办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他给自己的定位是：“站在一个全球经济的视角来看中国，并将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总结成理论与国际学术界对话。”

我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一届本科生，见证了经管学院的成立过程。1985年毕业后，正赶上当时国家教育部选拔留学生，叫“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由于错过了申请日期，我就和另外几个获得留学资格的同学一起作为访问学者，当时我去的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那时候访问学者年龄普遍偏大，人们都称他们为“老访”，而我才20出头，就成了当时哈佛校园里最年轻的“老访”。

1986年，我正式进入哈佛经济系攻读博士，主修经济理论、公司金融和比较经济学。在读书期间遇到了茅于轼、樊纲、胡祖六、钱颖一等许多朋友。

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我去了美国密西根大学任经济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在美国，当时作为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最高的理想都是能够留在大学教书，那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这个大学在美国的经济专业中排名也很靠前。

1997年，我去斯坦福大学做了一年半的国家研究员，1999年转到香港科技大学，任经济系副教授，终身聘用，同时兼任该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02年，我回到清华大学做特聘教授，2004年做全职教授，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回国后我主要想做两件事情。第一，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的现代化。比如现在很多人讨论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地位，这是无须争论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要现代化，这就像我们的经济要现代化一样，也是无可争议的。因此要引进先进的研究方法，引进现代化的学风，引进现代化的研究规范，这都是需要我们这批人去做的。

第二，用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用现代化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重要的政策和战略问题。

在我回来之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得到了很多跨国公司的资助，支持我们进行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立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所以我回来后也是受了学校的重托，中心成立一年多以来，我们举办了很多活动，包括关于中国经济形势、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与改革比较、中国自主研发能力、土地政策等方面的研讨会，都有很好的影响，这也证明当时回国的动机和想法是正确的。

我回国与经济学的特性有关。经济学说到底是研究社会经济活动的学问，它是以对象为转移的。国外经济学家最主要关注的问题还是他们自己国家经济体发生的问题，而我们作为1980年代中期出国的这批人，研究兴趣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我们这代人，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作为最直接的受益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来总结其一般规律，上升到学术的高度，和国际同行进行交流，从而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学做出贡献，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始有人出来反思，但是中国的发展战略到底如何来认识呢？我认为一个总的原则是，中国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还只是在过程之中。所以，你不能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归咎于市场改革本身，市场改革这个历史前进方向是不能怀疑的，而是应该推动彻底完成改革的过程。比如说收入分配问题，现在有人说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改革导致收入差距，我说就是因为我们的改革没有彻底到位才导致如此之高的收入差距。

清华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不同，他们注重全面的提升经济学研究和科研的水平，而我们侧重于动员社会的力量，调动社会的资源来专注于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若干重大的政策和战略问题。

中国的崛起会对世界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我坚信，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绝对有可能对世界产生有影响的贡献。

转自《商务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