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孜不倦的楚湘之子――陈国权

——访清华经管学院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教授陈国权

采访陈国权老师，是在2005年12月中旬，过去了很久，很多细节都快忘了，只记得那天风很大。地点在清华东门外的醉爱酒店，里面的灯光就象人惺惺松松的睡眼，与别的饭店比起来，已算安静，但回放采访录音时，仍然需要仔细“倾听”和“回味”。

陈老师是拎着一个大包来的，落座后，脱去外套，是合体的西装。总是面带微笑的他显得成熟稳重，还有南方男人的精致。

他是湖南岳阳人，高中时，他就读的岳阳市一中坐落在洞庭湖畔岳阳楼边。多少个清晨黄昏，登上岳阳楼，在洞庭湖边倚栏远眺，来往穿梭的船只和汽笛声、远方成片的油菜花和阵阵飘香，就成了他记忆中最美的印象。

1985年，17岁的陈国权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开始了后来20多年的清华时光。他称自己是“四清团”成员―――本科、硕士、博士、工作全部在清华。其实应该是“五清”，他的夫人也是清华毕业生，家也安在了清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的17年，赋予了他周全细腻的气质和精准的判断力。岳阳楼和岳麓书院历史文化的熏染，影响了少年时的心志。而后来清华二十多载，长身体，长知识，长本事，成家并立业。北方这20多年的生活，也造就了他个性中越来越豪气的一面。他说，接受两方水土的滋养，能打造出刚柔相济的秉性。

清华是一个让人不能不刻苦的地方。陈国权的记忆中，读书时的时间仿佛总不够用，甚至都少有周末。因为用功，各门功课都很优秀，也为日后的教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时候人简单的有些奇怪，大量精力投在学业，心无杂念”。

陈老师本科学机械工程，毕业论文期间经常会到工厂做生产试验，他曾被导师派往某大型企业完成一个与生产实际有关的课题项目。那时，虽然他才20岁出头，但非常有主见，而且善于协调生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之间的关系，特别善于和工人们打成一片，最终整合各方的力量，顺利完成导师交给的课题任务。他从这种经历中获益匪浅：第一是磨练了他的身体，使他具有不怕吃苦的性格，如今到企业调研，无论多么脏乱高温的环境他都能够适应；第二是造就了他良好的心理素质，使他学会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下既坚定而又灵活地解决问题，达成目标。

博士毕业时，陈国权年仅26岁，“喜欢研究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并用这些规律性的东西积极地影响社会”的他选择了留校任教。他说“人最大的幸运之一就是你所从事的职业能发挥出你自己的优势”。尽管当时他并无意识，但日后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

陈国权非常感谢清华经管学院给自己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出国学习机会。1997年上半年，学院推荐他到英国剑桥大学JUDGE管理学院学习，这是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的项目，他跟随剑桥非常知名的教授学习组织理论和组织行为学。1999年他被派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学习组织行为学和战略管理。2001年赴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领导学课程。2003年9月，经过激烈的竞争和严格的面试，陈国权被美国国务院下属富布莱特基金会和我国教育部联合选拔为富布莱特研究学者（Fulbright Visiting Research Scholar），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跟随世界知名的组织学习专家研究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同时继续在组织行为学、组织理论、领导理论等领域学习深造。他说，这些在国外的时间对他意义重大，他如饥似渴的学习了组织行为学领域里最前沿而系统的知识，同时在组织学习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这期间撰写的英文论文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

记者：国外的这些学习经历在您整个事业发展历程中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陈国权：国外的学习经历对我起的作用非常大。第一，对我的教学非常有帮助。组织行为学、领导和团队是我目前主讲的两门课程。多次出国学习使我非常系统深入地掌握了组织行为学、领导和团队管理方面的理论、案例和教学方法。我喜欢和这些领域的教授交流，相互学习和提高。第二，对我的研究很有益。我从1995年开始组织学习方面的研究，2003-2004年学年，我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作富布莱特研究学者，当时我所做的课题是“组织学习理论与实践在美国的最新进展及其对中国的意义”。通过该课题的研究，我对美国在组织学习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活动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而且也使我能静下心来将我多年来在组织学习方面的研究进行更系统的整理。对我们中国教师而言，用英文撰写论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一年，我集中精力，撰写了英文论文投往国际刊物，经几次修改，现在已刊登出来，这说明，我提出的组织学习理论模型在国际上也获得了认可。现在想起来觉得很不容易，但也很感欣慰。

所有采访过的老师中，谈起专业滔滔不绝几乎是他们的一个共性。那种激情不是功名的诱惑可以激发的，而是源自内心的热爱。对于学术这样一件需要沉湎和坚忍、执着和创造才可以做好的事情来说，恐怕也只有热爱才能保持学术和学者的生命力。

陈国权老师在“醉爱”惺忪的光影下，给我上了一堂他挚爱的组织行为学课，给我扫盲。我现学现卖，讲给你听：）

“组织行为学是采用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有关学科（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工程学、信息和系统科学等）的知识，系统地研究由人组成的各种组织在个体、群体和组织层次上的行为，以达到组织所期望目标的学科。

组织行为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组织行为学的理论，最早都是人们基于对人的行为和组织现象的观察而做出的假设，然后经过更广泛的证明才能写进教科书。

组织行为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博大精深的学科，它从不同学科中吸收人的行为方面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譬如，选拔象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那样的航天员，需要大量运用心理学的知识；而要很好地管理一个飞机机组、核电站操作小组、或软件开发小组，就要用到群体理论，而群体理论很多是来自于社会学。研究组织文化时，需要用到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理论。研究组织中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矛盾和冲突处理时，需要用到政治学的理论。研究企业中组织结构的搭建、信息的流动、组织的变革时，我们还会用到工程学、信息和系统科学的理论。

组织行为学研究人的行为是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也就是说，组织行为学的聚焦点是变化的。有时它会聚焦在一个个体上，有时是一个群体，而有时则是一个组织系统。这也就形成了组织行为学的微观、中观、宏观三个不同的层面。而作为一个领导者，就要学会如何根据自己组织管理的需要，在三个不同的层面来回切换，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正说着，我们要的汤来了，一边给陈老师盛汤一边想：做个领导者可真不容易啊。而对于教人如何做个领导者的教授来说，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

37岁的陈国权老师已经教遍了清华经管学院各种类型的学生，从年轻的刚进入管理领域的本科生，到有3年左右工作经验的年轻MBA，再到工作时间10年以上、上市公司的老总、市长省长们组成的EMBA，以及各种培训班学员。每年他还要指导十几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从最初给本科生上课，兜里揣满备用的、写满了讲课要点的小纸条，到在企业老板和政府高官的课堂里获得接近5分（满分）的评价，这样一个完整的教书历程下来，陈国权老师没有理由不感到充实和欣慰。

三尺讲台是教师的一个舞台，它很小又很大。走上去走下来之间，好像一个又一个的演出开始和谢幕，舞台上全身心的表演，凝结着舞台下多少不为人知的心血。而掌声是因为舞者首先尊重了观众才得到了来自观众的尊重。

记者：您第一次给那些老总高官上课，有没有感觉到压力？

陈国权：记得2003年春天学院让我给首届EMBA学生上课，学院领导找我谈话时说：建议你先去爬爬山！意思是说，要想连续四天上好EMBA课首先体力必须过关。可见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更重要的是，我必须了解这个群体的需求，精心的准备课程，重新搜集案例，但一旦我的课程设计成型，就一定要坚持，不能因为某个学生的需求而随意改变。学生的意见要认真听取，但必须坚持正确的课程计划。对学生必须严格要求，但在教学形式上可以采取多种灵活方式，只要对学生的学习有利就行。从2003年春天到现在，十几个EMBA班教下来，我基本上摸清了学生的需求和行为规律，学生给我的课堂打分也越来越高，逐渐接近满分。

记者：对于一个象牙塔里的学者，如何让您传授的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

陈国权：2005年10月，学院让我开了第一期“发展学习型组织”的培训课程，其实就是将我过去多年的研究成果变成的一门课程，用3天半的时间讲完。该课程的核心问题是讲一个企业组织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使其保持可持续生存和健康和谐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如何能够避免昙花一现，获得持久的成功，越来越成为企业家们非常关心的实际问题。为了本课程，我准备了一年时间，正式上课之前还进行了“模拟实验”，学院高级管理培训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三天半的课程下来，虽然有些累，但培训中心的同事给我发来电子邮件祝贺说，学员对课堂的综合评分是5分（满分），这让我感到特别欣慰。

在学院工作这么多年，我有一个体会：老师的授课要想贴近实际，首先必须让研究贴近实际。我喜欢与来自企业的人交流，这是兴趣使然，也是职责使然。我喜欢倾听他们在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困惑，与他们的交流可以使我进入一种状态，活生生的体会他们的经历，了解他们关注的问题。然后我喜欢从这些交流中发现要研究的问题，然后深入下去，如果能与他们共同找出对策，这对我来说更是一种莫大的快乐与满足。

好多学生都说，陈国权是特别适合做老师的人，他自己也乐意承认。他喜欢教学生，喜欢观察和解释人的行为，喜欢悟出其中的规律，喜欢把这些规律讲给别人听，喜欢自己也身体力行。学生喜欢身体力行的人。“传道授业解惑”也是有道的，道就是规律，老师需要了解“传道授业”的规律。教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何让学生理解并接受你的观点，作为老师要不断摸索适合自己的教学方式，要自然而有效。

陈国权曾向家人许诺：做了教授就不会那么忙了。而现在这个许诺显然已经成为攥在家人手中的一个小“把柄”。陈国权29岁做副教授，33岁评为教授，36岁成为博士生导师。一步一个台阶，不容易达到家人盼望的闲适与轻松。“我的研究领域决定了我要不断找到新的问题，不断发现规律，总结实践，上升成理论，回馈社会并身体力行。我热爱这些工作，不可能停下”。

陈国权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对待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都孜孜不倦的人。他不愿意停下，就象一个热爱表演的人离不开他钟爱的舞台。其实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一个舞者，只要我们自信自然的面对观众，就一定会赢得真诚的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