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我们的好家长”
——访清华经管学院国际贸易与金融系教授陈秉正
首先,请允许我抒个情,为陈秉正老师画一个轮廓:“陈老师是我们的好家长”!其实这句话是转述于一位网名为“北方君子”的博客(从他对学院学生和老师的描写推断,“北方君子”应该是保险专业某年的毕业生)。因为实在再也找不到一句更能精炼地概括陈秉正老师的文字,所以便将这句话直接引用了过来。
这次采访是我第一次接触陈秉正老师。他本人比照片上年轻很多,讲话的速度很快,语气有力坚决。随意的手势,不羁的发型,难以想象,却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学生们心目中细心的家长。
黄土高坡演绎《人生》
陈秉正老师出生在北京,童年、少年时代都是在老北京的胡同里度过的。高中毕业那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没有考大学之说,毛主席号召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当然如果是独生子女,或者由于父母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就可以留在城里当工人。陈秉正当时不符合留城条件,必须到农村插队。当时,陈秉正的同学大部分选择到北京郊区的怀柔等地插队,而他的想法是:要去就去革命圣地——延安。于是,在这个18岁少年的主动要求下,陈秉正在延安度过了两年知识青年时光。
谈起插队的生活,关键词就是劳动。在陈秉正老师的叙述中,一天的辛苦劳作过程清晰再现:每天天还没亮,生产队长就会过来叫大家起来上工,一直到天黑才回来。那时没有时钟,作息时间就是看太阳。在山上干活就是一整天,中午各家各户把饭送到山上。在田间地头解决了午饭后,再在太阳底下继续挥汗如雨。什么农活都做过,比如耕地,一个人在牛后面扶着犁铧,跟着的一个人撒种子,再后面的一个人负责挑粪上山,并在犁过的沟里撒粪,最后还有一个人牵着骡子,用耙把地填平。山坡很陡,所有农具都要歪着使,很吃力,刚开始时都握不稳农具。但锻炼一阵后,做起来也就轻松了。陈秉正到了延安后,前一年半的时间里都是在从事这一系列既简单又“复杂”的劳动。直到第二年下半年,他开始在大队的小学里担任民办教师。“孩子们需要学习物理等知识,当地的老师基本都教不了。大家推荐我,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又是高中毕业,文化水平高,就很信任地把村里三、四十个小孩都交给了我。”
那是陈秉正人生第一次当老师,几乎所有课程都要教,数学、语文、外语还有音乐等。六个年级的孩子按列排坐在窑洞里,认真听来自首都的老师传道授业。1976年底,陈秉正得知国家有可能恢复高考,就开始一边在小学当民办教师,一边复习考试,在窑洞里度过了后半年。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第一年,陈秉正在延安参加了高考。
描述起那段日子,陈秉正老师想到了电影《人生》,电影里的很多镜头就是当年他劳动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他并没有像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一样,极力想摆脱这种生活,却以此为乐。“现在回忆起来,两年在一生当中并不算长,但确实非常珍贵。人生就是应该五味俱全,什么都品尝过,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生。这段经历对我一生来说都是财富!”也许正是这种乐观积极的精神,使陈秉正老师能够一直坚持他的不迷茫。
探梦数学,落足保险
经过半年紧张的复习准备,1977年,陈秉正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了中国科技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数学系的一张门票。当年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享誉全球,无数有着大学梦的少年的目标都是考大学、学数学,中科大更是所有优秀学生的梦想。在这个时代里,陈秉正老师的关键词是“学习”。
从1966年以后的10年里,国家都没有举行过高考,社会积累了一大批想学习的人。“当时中科大的数学教学由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承担,华罗庚是我们数学系的系主任,系里的教授很多都是中科院数学所的研究人员,在全国的影响很大,能够到这里读书,大家倍感珍惜!”正是由于学校的吸引力,仅陈秉正所在的一个班级,就聚集了17个省的数学状元,不甘落后的他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虽然是在文革时期,各个地方的教育差距还是很大的。南方地区,如浙江等省的教育一直抓得比较好,那里的学生们中学时候学过很多知识,跟我们相比,差距很大;还有很多学生高中毕业直接考上大学,与他们连续的教育相比,也存在差距。我当时的压力确实很大,但是我慢慢地开始正视这些压力,把压力当成督促自己进步的动力,学习成绩也在二、三年级后慢慢上来了。”
在陈秉正老师的印象里,大学四年,他就没有享受过休闲的周末。大学时光里,一共去过两次公园,也是缘于班级和宿舍分别组织的集体活动。他讲:“那个时候的学习全凭自觉主动,有时候自习结束得晚,食堂的供应都差不多结束了,只能吃上米饭和拌了盐的香菜。”
每个少年都是心怀梦想的。当时陈秉正老师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从事研究性工作,在学科领域里面有所建树。考研究生是第一选择。他一直希望能够把数学结合到实际领域。当时刚刚起步的数量经济学专业吸引了陈秉正的注意,于是,他考到人民大学读数量经济学硕士,并有目的的选修了经济学方面的课程。
硕士毕业的时候,陈秉正面临三种选择:一是留在人大任教;二是到国家政府部门,当时的国家预测中心;或者是到科研部门继续作研究。“当时博士不多,跟自己相关的专业则更少,就没有想过继续向上考。政府部门与自己的兴趣又不太一致。我本人希望搞教学和研究,所以最后选择了国内最好的学校——清华大学。”
1984年,陈秉正老师来到清华经管学院。90年代初,他又拿到了经管学院管理系统工程的博士学位。同时,陈老师还在继续思考如何把应用数学的方法更多地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他认为:把数学方法应用到实际当中,必须要结合一个领域,这也是管理科学发展的方向。
1999年,清华大学决定建立保险专业,陈秉正老师知道保险需要用到精算和数学方面的很多知识,欣然接受了学院的安排,开始筹建保险专业。
“当时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和研究都落后于其他金融行业,与国际接轨也比较差。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很落后,国内只有20多所大学有保险专业。但我认为保险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人才培养更是迫在眉睫。这几年的发展也证明了我当初的判断,保险业在金融行业里发展最快,收益也是最高的,设立这一专业的学校也增加到了40多所,同时行业内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亟待解决。”陈秉正老师对近10年保险业的发展作了总结。现在他的研究也集中在保险证券化,企业风险管理,还有最感兴趣的社会保险。
组建专业,亦师亦长
1999年,经管学院在金融系下建立了保险专业。陈秉正老师组织参与了商量合作、签订协议,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的整个过程。
首要的工作是建立师资队伍。当时保险教学小组一共有三位教师:来自北大的王珺,人大的周伏平,还有担任负责人的陈秉正老师。清华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不办则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任务艰巨。2001年初,三位老师全部被派往沃顿商学院保险系,研究水平居北美排名第一的商学院学习。
“我们发现从教育和科研来说,美国的水平最高,尽管保险业的起源在欧洲,但是美国代表了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是最有活力的金融保险市场。当时学院在MBA培养方面与沃顿商学院有合作,通过联系,他们的保险系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访问。在为期六个月的学习中,我们三个人把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相关的10门课程全都听了一遍。同时,还去访问了其它院校,了解各个学校的教育和培训情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材建设。”7月份回国。在对比分析了国内情况后,陈秉正老师带领小组列出了保险专业的课程培养计划。
当时国内其他院校保险专业的课程分得很细,一般有十几门专业课,重视技能性培养。陈秉正老师觉得这种办学方式已经落后了,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做法,对国际上的新概念、理念和技术都没有反映出来,缺乏对保险基本理论的阐述,而侧重介绍保险合同条款。他认为,像清华这样研究型大学,应该给学生打好一个相对较宽、较扎实的知识基础,便于学生毕业后可以有相对较多的选择和发展空间。
通过分析,陈秉正老师认为:清华大学保险专业学生的课程不一定要多,但要在课程中把基本理念和专业基础知识学好,打好一个保险理论基础。例如保险会计学等课程,就是没必要开设的课程。“我觉得每个商学院的学生都是要学会计学的,只要把会计学学好了,再给他们关于保险学的概论,以后在工作中涉及到保险会计时,会很自然把这两方面结合得很好。”在陈秉正老师的教育理念里,大学应该是通才在教育,要为学生打好知识基础,将基本理论和发展趋势讲给学生,让他们从更深层的意义来理解什么是保险,而不是越来越专。
于是,他们为保险专业本科生设置了6门课程,每个老师讲两门。高起点、与国际接轨的本科生保险专业在清华经管学院建立起来了。
脱胎于美国的教育方式,教学选用的教材也来源于美国。一部分教材是原版引进,价格比较高,所以采取学生使用完回收循环使用的方法。还有一部分教材做了复印。另外一部分教材,由陈秉正几位老师做了翻译。
一边介绍,陈秉正老师一边从书架上挑出了几套教材。《风险管理与保险》、《当代保险教材译丛》……每套书都有几本,他一本一本地翻出这些书就花了不少时间,一字一字地翻译出来,又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呢?!
令陈秉正老师欣慰的是,他们多年的努力,使学院的保险专业得到了社会和学生的认可。先说圈内的认同:其它院校保险学科带头人都与清华经管学院的保险专业建立了联系和相互支持的关系。国内的保险公司和保监会(中国保险市场最高管理机构)也会邀请我们参加保险业界的活动,与保监会下面的发改部、寿险部等机构都有合作关系。1999年开始,还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办了培训班。前不久,他们还参加了“中国保险十一五规划”的课题,完成了保险信息化建设这一子课题。保险专业从建立开始,逐步得到业内学界和政府部门的认同,他们上层的管理者都对清华经管学院保险专业给予了高度评价。
保险专业的学习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每年都会有一个外籍教授来清华讲授一门专业课,还安排了国外专家作两期报告。老师们不断地给学生们提供研究经费和学习资料,为学生创造学习条件。各种奖学金也都积极争取过来,现在,保险专业学生的奖学金在全院是最高的。三届毕业生,大部分选择读研究生继续学习,申请到奖学金到美国、英国读硕博的人也有几个,还有一些学生到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地工作。
再说说学生,他们对老师的评价在开篇就提到了——好家长。每位老师的办公室都有一面墙的书架,在陈秉正老师的书架上则摆了很多的小玩意:质感的花瓶、卡哇依版小娃娃、散落的串状装饰……很多不在中年男人购买范围的东西在这里却有看到。原来这些都是学生的礼物,“他们出国、去外地实习,或者从老家回来都会给我带一些小礼物和特产。看,这还一个加湿器,是一个本科生看到办公室空气不好送给我的。学生的资金不多,这些礼物都是他们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孩子们都很可爱,也很懂事,很尊敬老师。”提到学生,陈秉正老师的表情很幸福,像是在说自己的一个个孩子。
“保险专业的学生不多,每年也就10多个,最多的时候也不超过20,所以彼此都很熟悉。经常会找他们做做课题,帮他们联系去保险公司参观、实习,他们的很多活动我也会参加。我也愿意做很多教学之外的事情,既然我来负责专业发展,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我就要负责。”
学生们跟陈秉正老师无话不谈,学习、生活、个人发展……总之是有困难找老师。由于保险专业刚刚建立,同学们最多的问题还是关注在将来的发展上。陈老师的意见是:“我鼓励他们继续读书,如果经济条件许可,尽量到国外学习,因为国外金融保险在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比国内好。将来无论从事实业还是研究,多读书总是一件好事。读完博士不一定将来就要做研究,这是人生教育道路走到顶点的一个标志,也证明了个人的能力,证明在学业上你是成功的。将来再有其他的兴趣也没有关系,我会对学生们说不要把这些事情想得太绝对。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些机会,否则将来想再学习都很难。”
按照每个学生具体情况的不同,陈秉正老师也给予了准备找工作的学生很大的帮助,当起了他们的心理辅导员。“清华、北大的保险专业学生,保险公司工作一定很欢迎。但是现在的问题一方面信息沟通不够,有人才需求的保险公司不知道清华有保险专业。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这些学生能不能稳定下来。在我跟保险公司的人交流中得知,他们非常想招清华的学生。第三,清华等学校的学生互相攀比的太厉害,学生的选择很多,经常把工资的高低认为是对自己价值的衡量,而投资银行的工资往往比保险公司高,即使对保险行业有兴趣,也不愿贬低价值,去保险公司。”
曾经有一个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家长急得过来找我:“当年孩子考上清华,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了,没想到毕业却找不到工作。”陈秉正老师认为这个学生很聪明,电脑学得也不错,就把他推荐到以前的学生刚刚筹建的保险公司,现在这个学生在深圳工作了两年,在产品开发部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发展的挺好。
提起这些事情,陈秉正老师的表情变得丰富起来,悉数起一段段故事:给学生分析工作前景,规划职业方向,发展的舞台、施展的空间,实习生活趣事……如果时间允许,陈老师还会讲出很多很多与“孩子们”之间的故事。虽然繁忙的工作掩埋了很多业余时间,例如陈老师钟爱的乐器演奏,师生文艺活动也鲜见踪影,跟孩子们相处成了他的另一种业余生活。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也使我能够更深地体会一句古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