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教师，妻子/母亲，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教授陈涛涛会怎样给她的这几种角色排序？她说：“不存在一般性的排序问题，一切都很顺畅、很自然。”这是典型的“陈涛涛”式反应。可能会纠结、拧巴的问题，到了她这儿，都格外云淡风轻。
她爱科研，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热情，“不能在国外抄一个模型回来，照着模子做中国的发展”；她爱教学，最单纯的享受，“把花了那么长时间、好不容易弄明白的道理，告诉给能用上的人”；她爱家庭，点点滴滴都是幸福，“陪着孩子长大，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亲情体验”；她爱学生，“也许教学的时间长了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学生们坐在这儿，就是我的责任”。
陈涛涛喜欢用“简单”来描述自己，“也许我的成长环境简单，我行事也习惯于简单。特别是这么多年简单行事的结果，我想做的事也都做成了，所以我更相信，人不需要复杂。简单让我觉得心里很舒适。”大道至简。
在FDI（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这一领域，陈涛涛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在她之前，中国学界对此的研究还很少，大多停留在找数据、套模型的阶段。
“我比较特殊的，应该是在这些年中能够坚持一个方向，一步步深入探究”，陈涛涛说。她举了一个例子：全球做FDI溢出效应的学者大都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本地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会影响FDI溢出效应的产生，能力差距小的产业更容易产生溢出效应。当她利用中国数据得出类似结论时，并没有就此结束研究，而是继续追问：在中国的特定时期，本地企业和外资企业能力差距小，是怎么产生的？“从道理上讲，外资进入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能力差距应该是大的啊，中国怎么会呈现出那么多差距小的行业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进一步开展行业案例和企业案例的研究。”
数据与案例相结合，是陈涛涛研究的重要特点，“只做数据，难以清楚真实发生了什么；只做案例，又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她特别强调深入实践的必要：“有一种研究的误区，拿数据算出一个结果，就玩命往这个方向解释。但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数据的细致程度不够，检验结果只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或多种情况的综合反映。这种情况下只有深入实践，才能真正解读事件的发生机制。”她说，这点对于中国的发展实践至关重要，因为没有对机制的解释，就无法产生脚踏实地的、有效的政策建议。
在陈涛涛提升正教授的前一年，她觉得在FDI溢出效应这一块，数据处理上已经做到没有什么研究余地了，必须将更多精力转向案例研究。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做数据，文章发表比较难。“这件事当时的确让我很纠结”，陈涛涛承认。最后她还是决定，无论提不提教授，也要追寻“真问题”，“如果老想着一年要发多少篇文章，研究做着就太没意思了！”
这绝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就在那一年，陈涛涛顺利晋升了。她如释重负，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陈涛涛在FDI溢出效应这一领域一点点做了近十年。她现在的研究兴趣，更多集中在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这个命题的提出，第一次将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能力纳入同一个体系，深入挖掘内在的机制联系；这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战略都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也是很重要的创新。
“人们在研究国际投资时，往往会锁定一个国家，或者研究流入，或者研究流出，很少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80年代有个IDP（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ath国际发展路径）理论，把对外净投资（流出-流入）和一个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陈涛涛说，“正是因为我研究过流入，知道外资进来后，不是天然产生正面的效果。比如，外资用种种策略使得民族品牌消失，开放过程中吃掉了有潜质的好企业的‘种子’。这样的产业，怎么可能积累对外投资的能力？”她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把握吸引外资对于中国对外投资能力形成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在新的全球背景下，如何使这种作用机制“为我所用”，促进中国对外投资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陈涛涛未来的研究重心仍将集中在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上，“越深入，越能发现更多问题”。她强调，不仅针对中国，还必须和其他国家比较，才有可能得出一些更有一般规律的结论。她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在2011年的一篇论文中，她选择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大国，利用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了初步的检验和分析。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发展中国家如拉美的智利、巴西，也都是她着力解析的案例国。
可以预想，如同在FDI溢出效应的精耕细作，陈涛涛在“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这一领域也将打一场持久战。这样竭尽全力的研究，“不是为了发表”，动力又在哪？陈涛涛说：“人一辈子做不了几件事。如果能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是很幸运的，也是很幸福的。中国30多年来，开放是件大事情。这方面的研究，首先和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能发现一些规律，让国家少受一些损失，少走一些弯路，这就是一件非常值得付出的事情；当然，如果通过研究挖掘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或道理，也能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受益，那就更幸福了”。
在陈涛涛看来，教学需以科研为依托，“现在所有的教学，没有任何一个离得开科研。我能上台讲的东西，我是很有信心的，对学生一定是有用的”。
在商务部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高层官员的培训课程中，陈涛涛的课历来是深受欢迎的一门。“很多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开放就能得到好处。事实上，这种认识是有偏颇的。中国开放的成功，有其自身的特点，例如，中国人口多，有要素优势；同时市场大，需求是价格敏感型，再加上政府的相关政策等等，这些因素都在共同起作用。”陈涛涛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打开国门就会获得发展。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加以研究和设计，创造产生溢出效应的条件，才有成功的希望。她的这种开放与发展的观点，对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高层官员们，极具指导性。
“理解一个国家商务环境的根本，是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则是陈涛涛在面向跨国企业高管的课堂上，致力传递的信息。“海外到清华来上课的团很多，一部分是跨国企业的高管。他们会在课堂上挑战：中国在开放问题上不透明，中国政策朝令夕改等等。我会心平气和的说，中国的开放是一种尝试性发展，政策变化的频率高于发达国家，是因为我们还在不断探索，希望‘双赢’。政策的变化是不断完善的过程，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变化会是一种常态。”陈涛涛告诉这些跨国企业的高管：要在中国获得商业机会，只停留在抱怨中国的不稳定上，难以解决问题；正确的思路，是潜心努力理解中国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不断顺应中国发展的趋势，预计政策的变化方向，从而适时地把握商机，“我每次这样讲，几乎没有碰到任何障碍，那些高管们普遍表示了理解和赞同”。
对于本科生、研究生、MBA，陈涛涛的授课不仅限于“授业”、“解惑”，更有“传道”，“有不正确的，我就要修剪一下”。她曾在MBA某门课的最后一堂严厉批评了一位学生，因为他的final presentation从头至尾，洋洋洒洒都在为其所在公司唱赞歌，完全没有按课程要求去做相应分析。陈涛涛告诫他：在“应该用分析工具做一个真实分析”的场合，“激情洋溢”的做了完全不相干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希望这种类型的错误，仅仅出现我的课堂上”。在最后一堂课得罪一个学生，也许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陈涛涛做了，只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问题
同样一门课程，陈涛涛会根据不同的受众进行相应的课程设计：先讲案例，还是先讲理论框架？不同观点怎么链接？关键问题怎么设置？……这样的投入，陈涛涛觉得再正常不过，“我就是一个教师，我这一生就从事这一个职业，总是要做好的”。她特别提到中学时代一位老师对自己的影响：“下大雨的时候校长在说话，这位老师就让我们离开雨地。她会觉得校长讲话又怎样，把孩子淋病了怎么办？这个老师当时在我眼里就很高大。她是一个非常正直的老师，所有说话、办事、脑子里都是学生”。
陈涛涛相信，“教学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能够做出长久贡献的一件事。”她有些骄傲的提起，一位学生告诉她，因为她的课改变了思维方式，“这是教师的最大成就”。
陈涛涛承认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她将此归结为时代的塑造。
“我们那个班，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侯，从清华各系同届学生中抽到经管学院来学习的。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常常有国家改革部门的人来到课堂上讨论。与此同时，姜彦福老师、吴栋老师他们和我们这些小孩坐在一起，讨论的热火朝天，面红耳赤，你要是问他们，他们一定还能想起那个时代”。
这就是1980年代，一个坚信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的时代，一个混沌中有无限可能的时代。这种时代氛围中的大学生，往往有着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指点江山、匹夫有责。陈涛涛也不例外。“我们那一代，都有着同质的一种东西。在那么一个环境下，你会有切身的体会，你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这是历史形成的一个过程。”
正是因为这种理想主义，陈涛涛很自然的觉得，“清华作为top的院校，国家有了困难，就要冲上去”，“在学院的发展中，有一种使命和责任，要和学院一起努力去做”。
1998年，陈涛涛被学院送到MIT Sloan管理学院培训一学期，“当时着急的不得了，一半以上听不懂，回来怎么给IMBA开课？”她找到Lester Thurow教授，说明了这种情况。Lester Thurow说：“每堂课下课后我给你半小时，你单独来问我。”受益匪浅的陈涛涛至今仍然非常感激Lester Thurow慷慨的善意，“他毕竟是国际知名的国际经济学大师啊！”回来后，一堂开给IMBA的课，陈涛涛要花整整三天时间，其中一天专门练英文，“当时课程的备课量特别大，因为本身不熟悉，又不能照搬；加上英文不熟练”。
陈涛涛对IMBA项目的付出远不止这些。作为IMBA项目早期的负责人，她见证、参与了这一项目从蹒跚起步到日趋成熟。从项目设计、课程开发、运行维护到企业联系，一切都需要摸索，几乎所有的事都需要亲力亲为。陈涛涛甚至会去逐家拜访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宣传介绍这个项目，“那时根本就没有CDC(职业发展中心)这个部门”。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投入，没有一分钱，也没有计工作量；现在，陈涛涛心里还总会惦念，“就是老想看看IMBA发展成什么样，有好的起色，会特别欣喜。出现问题，会很遗憾”。
这样的不计回报，陈涛涛却不太愿意接受“境界高”这个评价，“我们在清华读书时的老师们都是这样的，李子奈老师、陈章武老师、朱宝宪老师……我们好多同龄的老师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的成长，和国家走的太紧密，不习惯抱怨太多”。她下意识的拒绝着一切可能的赞誉，“我只是赶上了一个让人振奋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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