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李子奈老师采访还是颇费了一点周折的，因为他素有"五拒绝"的原则，我就差一点被他作为媒体而拒绝掉，最后我们都做了一点让步，他同意让我采访他，但条件是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如实反映采访的过程，不能附加任何的描写；于是我就象一个胆小的工匠，面对着一块心爱的玉石，手里的刻刀战战兢兢地划过，生怕一不小心失手，就破坏了它天生的纹理--因为太想要原本的模样。

问：您是1964年到清华读本科的，那已经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清华给您什么感觉，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答：这么多年过去，学校的变化当然很大了，当时的校园比现在要小好多，建筑和办学条件都远远不如现在，但给我最突出的感觉是那个时候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我是从苏北农村考到清华的，过去见的东西很少，因为我的家乡阜宁不设考点，所以考大学时我从县城到我们的专区所在地--盐城，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到北京上学是第一次看见火车，更甭说坐了。到校后感觉一切都很新鲜，但紧接着就担心起以后的生活了。我记得我收到录取通知后家里筹了30块钱，当时从县城到镇江的汽车票是6.8元，从镇江到北京的火车票是19.9元，下了火车后我几乎是一分钱也没有了。

那个时候的班主任和辅导员对每个学生的情况似乎都很了解，班主任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别的困难倒是没有，就是没钱了，老师说别着急，你这种情况肯定能得到最高助学金。没过几天，助学金就发下来了，印象中都没有经过申请，是当时的最高助学金，一个月19.5元，学校伙食费每月是15.5元，早中晚由学校发饭票，其它的作零用钱。

有一次班主任到我们宿舍去，当时我就有一条凉席，一个被子，衣服裹在小包袱里就作枕头，班主任让我把枕头打开，里面只有一套棉衣棉裤。老师说：这你没法过冬呀，你得买一个床单，一床棉絮和一件绒衣绒裤，过冬就差不多了。我一想也是，可是钱呢。没想到过了一些日子，班主任就把钱送到了宿舍，说是学校补助我的，我说我不能要，我已经享受了最高等级助学金了，推辞再三，最后还是收下了，我没有立即去买衣服，当天晚上就到图书馆后面那片平房教室里，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

那时的学生不象现在，刚入学就迫切地要了解专业，我们那时学校让学什么就学什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和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当然我们现在做的也不错，但区别是现在是做了也说了，而过去是只做不说。

问：我觉得您那个时代可能很难回去了，作为一个从过去走过来的人，会不会有种失落感？

答：倒没有什么失落感，我只是会这样要求我自己：过去老师是如何对我的，那么我也要怎么去对待我的学生，从某种程度上说就象父母对待孩子一样。不要做一点就满天下的去张扬，比起过去我的老师，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

问：在对待学生的态度方面您有好多心得，有的还概括成了警句，在一些老师中流传，比如"任何时候都不要拒绝学生"、"不要在任何一个学生面前丧失自己的原则"、"绝不能剥削学生"等等。这些都是您在长期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吗？

答：也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现在的学生不太相信你怎么说，它更愿意看你怎么做，这是社会教给他们的。如果你做的让他心服口服，他还是很尊重你的。

我的学生在学术上可能对我会有一些看法，我也常跟他们讲：你们写的有些东西，我是看不懂的。但在为人这一点上，我相信他们是说不出什么来的。

比如说有一件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有一个学生从安徽到北京复习考博，整个复习期间都没有来找过我，面试时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我才抬头看了一下，如果没有面试，他可能和我都见不了面就回去了。我很欣赏这个学生，因为他并不想通过跟老师建立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年有一个计划内的名额，从笔试到面试成绩他都是最好的，那毫无例外我就得录取他，而另外两个报考的还都是本专业的硕士生。这个学生收到通知后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李老师我没想到您会用计划内的名额录取我。我想这个学生以后就会非常信任我这个老师，他会觉得跟着这个老师做是没错的，而且这件事情也会让他永远记住。

1997年，我的博士生入学，第一次见面，我就给每人发了一张纸"约法三章"：一、在学校期间不准给老师送任何礼品，一斤水果也不行。二、学习期间发表论文，如果老师没有参与实质性的工作就不署名，参与了实质性工作而不是执笔者名字署在后面，只有当老师是执笔者的时候名字才署在前面。三、老师离开学校两周以上必须通知学生，学生从事与博士生课程和论文无关的事情应该告诉老师。这种事虽然是小事情，但会直截了当的让他们知道以后该怎么和老师相处，省去很多麻烦。

问：这种为人处事的方式会不会被人说成古怪，甚至会对您有意见。

答：这得看是什么人，一般的老师不会感到我这个人特别难相处，中午我在二楼伟伦咖啡厅吃饭，经常有老师过去和我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大家相处的很愉快。

独特的地方我还是有一些的，我有许多"原则"，比如任何人跟我约什么事的话，我都是以时间先后来安排，而不会考虑职务高低。

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了学校的某位领导，他问我"子奈有时间吗，我要跟你谈谈"。我说"对不起，我没时间"，过几天他到了我的办公室说"今天我到你办公室，你有时间吗？"他这么一说，我才想是不是我那天说的话不太合适，可是我那天确实是没时间。2001年6月5号朱镕基院长作辞职报告，前两天学院通知我说：朱院长要来，要安排和以前在学院工作过的同事们见见，照张相。而我一查那天我约好要到外经贸部去，所以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出席。那天中午在外经贸部吃饭时，有人正好问起，我说院长今天就在院里做辞职报告呢。他们很奇怪地问：他做报告你跑这儿干嘛来了？我说：不是你们两个礼拜前就和我约好了吗。还有一次尉健行同志要开一个座谈会，党委通知我参加，我一查刚好有其它安排，就说对不起我不能去。当然这个原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说碰上失火了或是要死人了这样的事情，还这么坚持的话，那不对了。

正因为我有这个原则，所以和别人相处起来并没有感到有任何的困难和麻烦，反而做事情变得很简单，也更加有效率。这么多年好象还没有学生提出跟李老师约好而我失约的现象，我也不必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权衡事情的轻重缓急。在我眼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要说重要，所有的人都重要。

我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跟人相处时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仇人"。这是多年前在跟清华的老书记聊天时说过的一句话。当时好象有人跟他反映说我跟大家不太亲近，这个老书记就约我过去谈谈，让我要学会跟大家很好的相处。

问：没有一个仇人，我很好理解，为什么也没有一个朋友呢？

答：所谓没有一个朋友就是没有多少私交很深的朋友。在清华这么多年，问我学校学院领导的家住哪里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不知道，在他们的印象中，可能也不会有我因为什么事跑到领导家里，或是打电话到家里的这种记忆，有事情在工作的时间和场合解决掉。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有人在我面前不说实话，他可能就会吃亏，因为我会把所有人跟我说的话都当成是真的，我不会去猜测你话语背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问：我知道您的意思是说您在工作环境里人际关系相对要简单许多。

答：对。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干事效率比较高，管理工作、教学、指导学生、搞科研，什么也没有耽误，其中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既不去算计人，也不防别人算计，这可能就会节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如果一个人成天算计别人或是防别人算计，那么他在这上面会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

问：您这种为人可以称得上"坦荡"这两个字，除了跟教育背景有关系，也许更多的会受家庭的影响。能谈谈您的家庭背景吗？

答：我是农村的孩子，农村父母对孩子谈不上什么教育。用现在的说法我就是成长在一个特困家庭。我父亲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1948年底1949年初的时候淮海战役爆发，我父亲支前，走水路给前线送给养，怕敌人发现不敢用撸摇，也不敢用篙撑，大冬天人就在水里推着船往前走，由于寒气浸入神经，解放后不久就不便行走了。我哥哥的一条腿害病没钱治，解放后就锯掉了。母亲又是个小脚，在农村这种家庭状况就等于没有劳动力，所以我家在经济上就比别人困难很多。印象中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大人插秧，所以我的插秧技术很好，每天早上一起来先干一会儿农活，而后才去上学。

我是保送上的中学，当时的阜宁中学是江苏省重点中学之一，因为家庭特困，一个月5.8元的伙食费也交不起，学校给一些补助。上初一时户口迁至学校，高一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减轻城镇粮食供应负担，国家削减城市户口，就把我们这些从农村迁来的户口又迁回去了，粮食供应没有了，就只能从家里带吃的。当时学校里为每个班准备一个大笼屉，每个学生自己有一个瓦盆，放进去什么，蒸出来就是什么，家庭好一点的就吃米饭，我家没米，就带南瓜，胡萝卜，高中时我基本就是吃这两样东西过来的，我现在之所以身体不太坏，可能跟吃这两种健康食品也有一点关系。

在这样一种家庭情况下能上大学，就有一种朴素的思想，并不是觉得自己多么有本事，而是受了共产党和政府的恩惠，不只是嘴上这么说，内心真是这么想的。

问：文革时您是在清华渡过的，当时情况怎么样？

答：象我这样的人在文化革命中很自然就成了一个保守派，你很难想象文革期间我没有在一次批判个人的会上发过言，正因如此，我自己也受到了别人的批判，理由之一就是我不批判别人。但是"批判修正主义的路线"这些形式上的东西还是要做的，但我敢说任何人都不会有这样的印象--在某个批判领导或老师的场合我发过言。

问：在那个人心慌乱的年代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答：当时学校里的大字报说校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工农子弟。我就想，我也是贫农子弟，可是没有人迫害过我呀，不仅没有迫害，老师们还对我那么好，班主任把钱送到我宿舍去，辅导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学校和党组织都那么关心我们农村来的学生，我干嘛要批判他们。我就是这样，有点认死理儿，要改也难，不过我也从来没想改过。（笑）

问：文革时您还有没有学习和搞研究的空间？

答：文革对于我来说可以分成两段，69年之前和69年之后，69年前我是学生，69年后我就参加工作了。69年前这一段时间，回忆起来我还是干了些我想干的事情。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同学们都去大串连的时候，我去大庆油田呆了两三个月。当时我们工程物理系的工作组组长是石油部政治部主任，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几个学生去了大庆油田。我们在一个标杆钻井队、一个标杆油建中队和一个最先进的居民区，跟钻井工人干过，跟油建工人干过，还在居民区养了一个月的猪。等我回来后，去外地造反的人还没回来，我又联系到北京郊区通县的一个生产大队，住在农民家里，吃派饭，参加劳动，一两个月后才回来。回来后就看见宿舍走廊里、门上贴上了大字报、小字报，敦促我做检查，因为我是文化革命前入党的，也算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对象，所以要做检查。之后还是没有事情干，我又随着几位老师住到当时的石景山钢铁厂，进行教改调研。然后学校武斗开始了，我在学校呆了几天，觉得兴趣不大，就搬到城里住在后海旁边的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旧辅仁大学）。记得那时候我4块钱买张月票，就开始满世界的跑，上午到通县买一袋洗衣粉，下午到门头沟买一筒牙膏，基本上把北京的大街小巷绕遍了。一直等到工宣队进校。

在那么一种动乱的环境里，我就想尽可能找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至少在大庆油田的两三个月里，我跟那些先进人物共同劳动与生活，学到很多东西。对我以后的人生有很深的影响。

69年12月以后，我提前分配留校，到了清华大学200号，参加一个叫做820工程的项目。这段时期实际上进入了一种具体的业务工作中，常常加班加点，有时候一两天不睡觉。

问：您一开始是读工程物理的，搞核能技术研究，这是从1964年起就在做的事情，而现在讲授的课程主要是计量经济学和高等计量经济学，主要研究兴趣也是围绕着这个方面，时隔近四十年的这种演变，是不是也走过一段比较曲折的道路。

答：也很简单，毫不曲折，说起来有些奇怪，在别人看来很曲折的事情，在我这儿都很简单。当时我们的820工程一直做到了1978年，78年以后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78年9月，我就算第一批读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反应堆方面的，81年3月我获得硕士学位。81年国家搞2000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为此国家计委新成立了一个经济预测中心的机构，这个机构缺人。从81年6月开始，我和另外几个200号的同志就到国家计委预测中心协助工作，每天就在那上班了。在此期间，我成天接触的就是国家计委的业务，包括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简报都能看到。

那个时候我们具体做了两件事，一是编纂了1981年中国的投入产出表，这也是第一张全国的投入产出表。第二是研究200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这两件事都是数量经济学的范畴，都是用数学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正好1980年夏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来茵教授带了一批美国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到中国来传播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在中国刚刚兴起。所以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很自然的转型过程，这种转变是从实践开始，而不是从学习开始，不是主观的转学某个专业，而是客观上让我转过来搞这个领域的工作。

问：那您转的顺畅吗？

答：没有什么不顺畅。因为我不是转入政治经济学而是转向数量经济学，而数量经济学文革以前在中国是没有的，过去我们把数量分析称为庸俗经济学，是排斥的，80年左右这们学科才在我国刚刚兴起，所以我一转过来就是最早进入数量经济学领域的一批人之一，这跟其它的转行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些老师是转到一个很成熟的专业，在这个专业已经有一批权威，那么他就很难起来，而我是转到了经济学领域里一个刚刚兴起的方向，其它人和我的起点是一样的，所以就相对容易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和地位，如果我转到政治经济学，那可能现在连教授也当不上，不过要是这么个转法可能我也不会愿意。

问：除了这种机缘的巧合，其实在您内心可能隐约也有一个把握，就是您能够意识到这种转型是可行的，是可以出成果的，您才心甘情愿的在实践中完成这个转变。

答：对。在国家计委搞预测时，当时我们国家提出的是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能源翻一番，因为当时我国的能源很紧张。我们用数量分析的方法经过预测后，感到能源翻一番是不能支持总产值翻两番的，这个意见实际上对我国制定2000年发展战略是很重要的，当时不光有我们的预测，还有社会上其它部门的研究，包括一些国际组织，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时的赵紫阳总理在接见世界银行的副行长时，人家就谈到中国必须加快能源的发展，否则不能完成总产值翻两番的任务。有了这些实践，我就感到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因为它是用数学的方法算出来的，用这种方法研究经济有相当大的科学性，容易把问题说清，更能说服别人，而且还和国计民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很有兴趣，就转过来了。

在这个领域刚好把我所有的特长都发挥出来了，我本来是学理工的，所以在数理方面无论从思维方式还是方法的掌握上都有一定的优势，而且我也比较关心经济，或者说对社会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这就把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了，这也是我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非常愿意在这个方向上一直做下去。

在国家计委的时候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天，一个领导找我谈话说，国家计委党组已经通过了，要把你调过来，当时党组的主管副书记陈先同志已经签了字，这是正式找我谈话，意思是他们缺少处级的骨干。我说很谢谢他们的信任，但如果一个人当兵他就应该想当将军，做教师他就应该想当教授，到机关里工作他就应该想当官，可是我恰恰不想当官，那么我到机关里干嘛。他们听了觉得也有道理，我认为一个人没有当官的欲望驱动的话，那么他在机关里会很难受的。

问：我觉得您不去是对的，做教师更适合您。

答：我到现在也觉得是对的。现在去计委办事遇到困难时，他们会开玩笑说要是您当时去了没准也是个司长，甚至比司长还大，我们就不会这么难了。这倒有可能，但也没准就被发配到哪儿去了。（笑）

问：您刚才提到了欲望驱动，您的欲望就是做教师吗？

答：做教师。简单的说就是两个"三"：做好三件事，实现三个目标。三件事就是教书、写书和帮助学生，我这么多年做的无非就是这三件事。第一教书，我每个学期都有课，从未间断，为学生写了一些教材，还有就是帮助学生。

想实现三个目标，现在看来实现了一个半，能不能实现三个还很难说。一是建立一个学科。数量经济学这个学科从无到有，从硕士点到博士点，到国家重点学科，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而是大家一起做的一件事。年长的教师，象黎诣远教授、杨炘教授，同龄的宋逢明、张金水、陈章武、吴栋、华如兴等教授，还有年轻的教师，大家共同努力，目前看来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

二是建设一门课程，当然也是国家级的课程，现在称为"全国精品课"。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程现有看来还是有点影响的，我们的教材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核心课程教材，这门课程也是清华大学重点建设的精品课程，被教育部高教出版社列为全国百门精品课程教材项目，我的目标是将计量经济学建设成为国家级的精品课程。现在潘文卿等年轻教师与我一起做。我想这个目标经过两三年的时间应该能够实现，当然今年能够实现更好，也就是说经过努力这个目标是有希望的。

第三个目标是指导一篇国家级的优秀博士论文。我担心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每年国家都要评选100篇优秀博士论文，清华都有多篇入选。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取决于学生和老师的共同努力，这是水平问题。另外还取决于评价问题。因为我研究的方向是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和应用，如果水平很高的论文，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数学，而作为经济学的博士论文，要由经济学专家来评审，目前我国每年有两篇左右经济学的优秀论文，这些论文我基本都看了，用数学的地方很少，有的几乎就不用，所以说水平有限是一方面，也许水平够了，可是人家看不上，觉得你这个不是主流，这就没办法了，我对第三个目标信心不足。

如果能实现这三个目标，到退休的时候也算是给学院和学校做了点事，有所交代吧。

问：您用三十年的努力来做教书这件事，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很难有这种执着和韧性，他们更愿意多尝试多改变，多做那些立竿见影的事情，您怎么看待这种差异？

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不同的设计，现在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所以允许各人有各种不同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想留下点什么，实际上你很简单地去认定一个目标去做几件事，可能留下的比所谓轰轰烈烈的还要多。比如说我现在感到很满足的一点是，到全国各地，一碰到人，他们通常都会说：李老师，久仰。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上学的时候读的就是您的书。这些人中有不少是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

我曾经出过三本教材，一本是面向一般财经院校比较基础的，一本是偏向清华这类学生数学、经济学基础比较好的学校，还有一本是研究生的教材，全国经济类的学生基本都涉及到了，即使是教师没有把我的书当作教材采用，那他也会作为参考书推荐给学生去读。我国现在有多少经济类的学生，差不多他们的印象中都会有这么一个人，会有这么一本书，很多人做生意做的再轰轰烈烈也不见得有那么多人知道他吧，如果想给人们留下点什么，这可能是留下的最好的东西。

还有我觉得这样做是很愉快的，也很充实，一点不觉得勉强。有的学生问我：李老师，您每天都在办公室吗？我说是的，只要我不离开北京，不管白天晚上，周末节假，甚至是大年三十和初一，我都在办公室，这样做不是一年两年了，而是多少年如此。别人可能难以想象，有学生开玩笑说：李老师，您要凭多大的毅力才能做到这一点。他这么说我就很奇怪，我说我不需要毅力呀，相反，你让我晚上呆在家里看电视我也许还真需要毅力。

问：您坐在办公室里的感觉也许就象别人跟朋友出去聊天、吃饭、唱歌一样，都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答：完全一样。大家都是各人在做着各人喜欢做的事，并不存在一个对与错，好与坏的问题。我喜欢做教师，喜欢做那三件事，而我做事情的方式又是喜欢在办公室里，也许有的老师喜欢在家里做，这没有一个好坏之分，无非就是大家各自有一个取向有一个习惯的问题。所以有人说这有多么多么辛苦，我倒也没觉得有多辛苦。而且清华里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很多人都这样。我晚上快12点往回走时，经常遇到杨炘、陈剑、宋逢明等老师，我办公室附近的杨之曙、钟笑寒、齐良书、李明志等年青教师走得比我还晚，更有意思的是，有多次在我离开的时候，碰上雷家骕到办公室来了，鬼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去。这纯粹是个人的习惯与感觉。

问：您除了获过很多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奖项，还连续四年被清华评为"良师益友"，能不能谈谈这个在我看来有些特别的奖，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更代表了学生对老师的一种认可程度。

答：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奖具体是用什么程序评出来的，就是到时候总有人通知我去参加颁奖仪式。好象是由研究生会和研究生主管部门来评定的，并没有一个很严格的标准。有的老师也许做的很好，只是学生忘了推荐，而我的学生每年都惦记着，所以说评上了并不能说明我做的有多好，只能说明还不算差。（笑）

问：您有一个观点是每堂课都要有一个小高潮，经年久月的教书过程中如何能保证这个"每"字

答：我的意思是上课不能平铺直叙，更不能照书念，每堂课都要有吸引学生的地方，也就是课本上没有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经典案例的讨论，或是对前一段知识系统的整合等等，只要用心这是可以做到的。我听过很多老师的课，要么不听，要听就从头听到尾，因为我要知道他对这堂课的完整的设计，我要听到他的高潮。

问：您还做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工作，现在回忆起来在那段时期主要做了哪些对学院发展有利的事情，管理工作经历赋予了您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和体验。

答：稍微年长的老师回忆起来，他们对我那段时间在教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教学计划的设计，严格教学纪律等都是肯定的。我1986年到清华经管，那个时候学生对课程的意见较大，也有到学校去告状的，88年夏天我开始负责教学工作，如果说做了点什么，也就是在教学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具体工作，至于大的专业方向的调整那都是大家共同研究决定的，我做的只是教师怎么提高教学质量，怎么维护一个良好的教学秩序这些细致的环节。

问：您主张学校里每个人都应该从事一段时间的管理工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

答：我看过《杜鲁门回忆录》，杜鲁门当炮兵营长时认为他这个炮兵营是最重要的，总是抱怨上级对他这个部门没有足够的关心，而他当了总统后，他才知道一个炮兵营在总统的眼里是多么微不足道。

很多老师都觉得自己教的这门课，自己的这份工作有多重要，如果你作一段时间的管理工作，你就会有杜鲁门后期的想法，就会有一个全局观念，对整个情况更加了解，对每个人在全局的位置也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再回去做具体工作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抱怨。没有做过管理工作或是一直在做管理工作的人，他们之间总会有一个沟，而且各自有各自的心理不平衡。我一向主张学校这种部门，谁也不是专职的管理者，应该大家轮流来做一点事，这样对工作有好处，对个人也有好处。毫无疑问，新人总会有新的气象、想法和激情，总比干了好多年没有什么激情应付事的强多了。对本人来说，他了解了全局，再回去做群众，认识问题会更加全面，处理问题也会更加成熟，而且管理工作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舞台。因为经济管理还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要跟社会的方方面面去接触，如果始终闷着头教一门课，或是搞自己那点研究，终究是有欠缺的，管理工作自然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条件，可以与社会广泛的接触，而这种条件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蛮宝贵的。所以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我都提倡学校里应该轮流来做管理者，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但他们觉得那样对工作会有影响，其实一个系主任、一个副院长不见得就只有谁能干，我看经济系的教师中许多人都能当系主任，无非是他们没有当。

问：您搞管理的这个期间教学和科研工作都还在继续，而且还出了不少成果，您如何平衡这两方面的关系。

答：这一点我自己感到很骄傲，也是别人比较佩服的一点。第一他们承认我做管理工作是很投入的，不是应付。而且我的教学科研工作也没有耽误，工作量和做出的成果也不比一个全职教授的少多少。

客观上讲我还是多花了点时间，其次就是处理各种问题比较简单，没有太多思想上的干扰，一件事情处理完了就立刻能转到业务上，而且是很投入的，不去想刚才的事情。但我承认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我现在关于高等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建设就是98年辞去学院工作以后的主要成果，98年以前虽然课也教了，学生也带了，科研也搞了，但我承认好多国外最新的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动向的文献都没有时间去看，98年以后有时间了，这些东西就都看了，高等计量经济学这本教材也就出来了。使得我现在在高等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方面有了一些成果，包括我带的博士生的论文水平不敢说完全达到了国际水平，但至少应该说国外新的发展动向我们并不是不知道。

问：您有一年多在国外作交流学者的经历，有什么样的感受？

答：我是一个不想出国的人，包括到MIT交流，学院的老师很多都去了，学院找到我，我说我不去。

问：这听起来很奇怪，为什么呢

答：也是一种心态吧。过去在国外给我的感觉不是很好。在国内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教授，可是到了国外人家好象并不把你看成一个教授，不被他们所重视，这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当然这和我本人也有关系，因为外语对我来讲是弱项，尤其是发音，百分之九十的重音都是错的，所以我讲外语外国人是听不懂的，这种语言上的障碍，造成交流上的困难，他当然就对你不是太看得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说有什么弱点的话，那就是自尊心太强，如果我认为应该被他所尊重，而不被他所尊重，我就会对他留下一个不太好的印象。

比如我在德国的时候，开始时他们对我比较冷淡，后来我做了一个关于能源模型方面的学术报告，我敢说那个报告比当时我所在的那个研究所的研究水平一点不低。报告做完后，负责指导我的教授问我：你为什么不是博士？我说我81年取得硕士时我国在能源经济这个方向还没有博士导师，他马上说我可以带你，我问要多长时间，他答：最短，三年就行，而且别的不考，只考德语，因为在德国博士论文必须用德文来写，最后陈述也要求用德文。教授这么说就表明他已经很重视我了，但是我说：对不起，我不做，我现在回去三年以后跟你一样是教授。86年4月我回国，5月份就提了副教授，在德国教授是没有正副之分的，我的那个教授在当时也是个副教授。刚好那年7月他来中国，我和另外一个教授去看他，介绍到我时，他很惊讶，说：教授！你不是说要等三年吗？

也许我是这种看起来比较清高的人吧，再加上语言上的这种障碍，就会觉得在国外不太舒服，很压抑。加上现在通过网络获取学术文献，甚至进行学术交流都很方便，所以一个月以上的出国我是不愿意去的，短期的交流还是可以的、应该的。

问：听起来您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在这一间书屋里度过的，不觉得单调吗？您平常有什么业余爱好

答：你说到这一点还真成了个问题。我每天早晨到办公室，中午就在办公楼的咖啡厅吃一个盒饭，晚上6点多回家吃饭，看看新闻，就又回到办公室了，晚上11点半左右回家，看看杂书，或是午夜回放的那些经典影片，生活几十年如一日。能称为爱好的可能就是聊天，其实我在办公室里也不全是工作，有时候是和人在聊天，我的很多毕业的学生碰到什么问题也会跑到我这儿聊聊。

我还喜欢看一些杂书，特别是爱看一些和中国的历史政治相关的书。我过去有一个外号叫"业余组织部长"，我们国家过去一些领导人的经历在我的脑子里一清二楚，以前在哪，做过些什么，有什么功过。我特别喜欢看《大决战》这样的片子，可以连续看很多遍。我还是新四军研究会的成员，很多活动我都参加了，它是北京一个民间的研究机构，新四军的军部在我的家乡苏北，对它的历史我很感兴趣。最近每天晚上12点之后看中央一台的电视剧《新四军》。

问：您退休以后想做些什么？

答：退休，也许不一定非得等到不得不退的时候。退休之后，我想做一件事情：讲课。就是普及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程。现在我国很多学校，特别是一些非重点大学，或是一些比较偏远、基础比较差的学校，要想把计量经济学这门课开好还是很难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件事情做起来。我不要钱，你在招待所给我一间房子，食堂给我一张饭卡，我就给你讲一门课，一年走这么两三所学校，做一个游历的教书先生。

问：您这个年纪应该说是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评价了，你觉得您自己算不算成功的人生？

答：成功不成功要看谁来评价，别人也许会觉得我很不成功，我自己评价起来，至少我是活得很愉快的，我没有违心地强迫自己做我不想做的事。

问：一辈子都没有过吗？

答：不敢说绝对没有。因为现在还担着个"系主任"的名，有时为了经济学科的发展，为了集体的声誉，不得不去参加一些本不愿参加的"评比"，不得不发出一点"声音"。但是可以说基本没有。我做的事是我愿意做的，正因为我愿意所以再辛苦我也觉得愉快，至于能取得多少成绩能留下什么就顺其自然吧。

问：从1964年到现在，可以说您的大半生都放在了清华，也见证了清华经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整个发展历程，那么你如何评价学院走过的路，以及对他的未来有什么希望或是预见？

答：明年学院就建院二十年了，和十年前或是和二十年前比，学院发展是很快的，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不想过多地评价。但有一点我非常想说，我们学院是一个经济和管理学院，不是一个管理学院或者一个商学院，它应该是美国的比较著名的大学的商学院再加上一个著名的经济系，所以经济学科的发展在学院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我们的经济系、经济学科还不强，当然这主要跟我们经济系、经济学科自身的努力有关，尤其是我担任经济系主任14年，难咎其责。在未来我们应该把学院真正办成一个经济和管理的学院。加强管理学科学生的经济学基础对于清华来讲也是很必要的，因为清华培养的人不是一个一般的会计师或市场促销员，他起码是一个企业家或是某一个方面的主管，没有厚实的经济学理论背景是不行的。所以即使从管理学科的发展和管理学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也需要加强经济学方面的建设。如果说对今后发展的想法，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页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