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论坛纪要

供稿：学生记者 王坚

2004年4月17日下午2点30分，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国际报告厅隆重举行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办，清华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承办，是经管学院建院20周年庆祝活动中学术方面的重头戏。出席研讨会的有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张恩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职教授李剑阁，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名誉教授刘遵义，中银国际首席执行官、经管校友李山，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田国强，高盛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校友胡祖六，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校友朱天，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即将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全职教授的校友李稻葵。研讨会由院党委书记陈章武教授主持。

陈章武教授简明的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宗旨及到场嘉宾后，嘉宾依次发言。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

2点35分到3点，张恩照行长做了题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的发言，发言首先阐述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在加入WTO以后，金融业将要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实施改革具有战略意义，四家国有商行的业务和资产规模已经占银行业的很大比重。21.6万亿银行业资本中，4大银行占了55%，存贷款总额占60%，结算额占80%，其地位不言而喻；第二，严格遵守国际惯例和标准，在资本净回报、资产净回报、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成本收入比、单一客户风险集中度、不良资产覆盖率等7个指标上严格把关，争取3年达到世界前100强银行的中等水平以上，并且已经制定了每年每季度每月的进度表和考核标准；第三，改革的核心是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产权结构，体现了国家“治本”的方略。

接着，张行长指出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和进展情况。他说，国有银行的整体竞争力低下，表现在资产质量低、资本充足率低、金融产品单一、人才流失严重等方面，但差距仅仅是表象，实质问题还是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中的主要矛盾，是银行的盈利目标与落后的体制和管理机制之间的矛盾。接着，他分别从风险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几个方面，详细回顾了国家近年来采取的措施，并提出下一步的方案是坚持以治理结构改革为核心全方位深层次推进改革。第一，建立高级管理人员的问责制度，并引入国内外的合格战略投资者，完善股权结构。按照三权分立、三会分治的原则设定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将健全的风险管理内控体系纳入公司治理的范畴；第二，业务流程规范化、标准化，将风险控制纳入业务流程。引用国际先进风险评价技术建立以信用风险为中心的风险管理体系，以资产负债为中心的预算体系，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服务创新的业务流程，树立“银行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完善资本约束机制、利润报告体系、绩效考评体系、资源配置体系。这方面，建行已经聘请了麦肯锡咨询公司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协助相关工作；第三，树立人才战略，建立一支从总行到分行专业素质过得硬的队伍。

最后，张行长真诚的邀请在场的清华同学毕业后加入到建行改革中来。

《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机遇和挑战》

3点到3点30分，李剑阁教授做了题为《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机遇和挑战》的发言。李教授首先回顾了金融改革的历程，并指出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按照“分”的思路开展改革，例如：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中分离，建设银行从财政部下属的基建财务司分离，以及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分离，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后政策性业务从银行剥离并成立了政策性银行，以及信托业的剥离，都是分的思路下的改革措施。同时李教授又指出，国际上近年来的变化更多的是“合”，比如银行业与证券业的混合、花旗集团旗下有保险、银行和证券等多种业务。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内大规模流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监管逐渐放宽、金融渗透加剧的条件下，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了国际上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做出分与合的不同选择，另一方面从监管的角度看在中国实行混业经营也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考虑到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混管”可能产生交叉管理和管理的空白点，加上以后可能还要整合监管，如果一直沿着“分”的思路走下去，“合”的难度在未来可能变得更大。

《商业银行合并与分拆的效率》

3点30到4点，刘遵义教授做了题为《商业银行合并与分拆的效率》的报告。刘教授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主要阐述了分业与合业的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刘教授提出了为什么要有监管的问题。监管的存在，是因为大众的存款在银行之中，并且有贷款风险，假如银行没有大众的存款，或者银行的存款都用来买国库券这种无风险债券，监管就没有必要了。接着他把分业分为两个层面：部门间与部门内，并指出分的好处在于使监管更容易。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资本充足率低的情况下道德风险问题以及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可能使银行额外承担风险的问题，监管变得十分必要。混业还是分业，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加强商业银行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并且有利于监管。

混业的主要问题是，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利益的潜在冲突、金融服务的“打包”可能导致市场力量的不公平集中、non-arms-length在混业后会增加。以安然为例，在处理安然资产的时候，JP Morgan Chase公司想要重整安然，安然公司提出只有先提供bridge loan，即先给安然公司一部分资金才同意Morgan公司实施对安然的重组。Morgan答应了这个条件，然而为了投资银行的利益却牺牲了商业银行的利益，损失了10个亿的资金。

刘教授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将商业银行的业务分拆，不一定既做存款又做贷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 Tobin就曾经提出过narrow bank的概念，即只收存款，把所有存款都买国库券而不放贷，对于这种银行，可以不要资本充足率的限制，因为风险几乎为零。同样也可以有只做贷款不收存款的银行，比如在香港财务公司就不收受大众的存款，日本银行在海外市场只经营同业拆借业务而不受存款。事实上，这种专门化、外包的思路在金融业内早已深入人心了，比如目前各公司的会计、估价、信用评级、贷款等等都是由公司之外的专门机构来负责，而这种做法的效率是有目共睹的。

刘教授总结他的发言说，最主要的思路是银行能够加强自我约束，比如可以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到20%的水平，同时可以考虑设计新的金融机构把一部分商业银行的现有业务分拆出去，这样可以达到降低风险和利于监管的双重目的。

《西部银行探讨》

4点到4点18分，李山作了题为《西部银行探讨》的发言，发言自始至终充满了拳拳的报国之心和历史洞察力。发言一开始，李山学长就直爽的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对于现在的工作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是因为投资银行业务的确充满了挑战和刺激，不喜欢是因为这份工作太嫌贫爱富，锦上添花但不雪中送炭。（全场热烈的鼓掌）他引用了中银国际的前任首席执行官刘明康先生在当天上午庆典上的讲话。他说，商学院的学生，不仅要有聪明的头脑，更要有国际化的视野。但是，中银国际现在实际上作的事情，就是把中国的好企业卖给外国！（全场再一次热烈的鼓掌）因为往往那些真正有潜力、需要资金的企业中银不屑于做，所以难以雪中送炭。字字珠玑中透露出对国家强烈的责任感。

李山学长回顾了自己从四川农村走出来奔波至今，最挂念的还是老家，是西部。他说，两届政府花了几千亿的钱在西部开发上，但是效果究竟怎么样呢？他用了自己每年回老家走的路为例子。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188公里从县城到省城成都得山路颠簸不平，要走上整整一天。但是几年后当他学成归来，从成都到老家只用了3个小时，成渝高速公路加上一段普通的公路大大便利了交通。然而再过一年3个小时又到不了家了，那段公路消失了。

李山由此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要改变西部的落后局面，必须有钱；第二，必须整顿吏治！（全场又一次热烈的掌声）

李山接着说，西部是半壁江山，仅仅只靠几千个亿是不够的，何况国家已经是赤字财政了。这里的问题既有各级政府不会用钱的问题，更有贪污腐败的问题。当然，整顿吏治不是一个搞金融的人的职责。那么，如何为西部筹集到钱让西部发展起来呢？

李山用了历史上李鸿章办船务的例子。一个地方官去找李鸿章借钱，但李鸿章回答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财政没钱，即便有，借了你的话你不是国有股一股独大了？（笑声）李鸿章建议国家给他25%的钱，其余75%的钱去找民营资本。（笑声）实际上，这个公司就是招商集团的前身，洋务运动搞过无数的工厂，然而招商留到了今天，这充分说明了市场的力量。

李山紧接着用更凝重的语气说，历史上最成功的开发一个地区的公司，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尽管它为中国带来了耻辱，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他的成功。东印度公司最初不过是200个商人30几条船，凭着英国政府的一纸空文就掠夺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无数财富。在其100年的历史中，如果用现在的IRR算法，内在年收益率超过20%。这说明了无为而治可能才是明智的办法。李山说:李鸿章的湘军，不也是皇上给了一纸空文、找了一些农民就打败了太平天国吗？（全场鼓掌）

李山的建议是，成立中国的West China Company。（全场热烈的鼓掌）国家的钱杯水车薪，但是如果依靠市场的力量，完全可能解决好西部的发展。西中国公司下的西部银行，不仅要做商业银行的所有传统业务，也可以针对西部的特点搞银团贷款、发行债券、小额信贷等等，但关键还是要得到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只要产权多元化了，就能保证运作的市场化和高效率。

《外资银行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4点18分到4点30分，最后一位发言人田国强教授做了题为《外资银行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发言。田教授从商行改革的问题、对策和治理模式的选择三个方面作了阐述。首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两个“两难”：效率与风险的两难，快与慢的两难。效率低表现在不良资产高、资本充足率低、盈利能力差，三高风险包括经营风险、道德风险、社会风险。快与慢分别是受WTO的影响改革速度不得不快，制度完善速度慢。然后，田教授着重强调了对策和治理模式。他特别指出，只要国有股还是大股，产权就不可能明晰，董事会还会听命于任何的代理人的意见，预算软约束问题依然会发生。考虑到中国的股东多是散户，外部监督也不可能有力，实质上起不到监管作用。因此想改善银行治理结构，在国有股是大股东的前提下，只能是貌似神异。

唯一的对策，就是引进多元的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国际资本，形成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制衡局面。这样既能提高效益，又能降低道德风险，同时维护民族感情和国家安全。效益上，外资与民资可以对抗国资保证效益；道德风险上，国资与外资可以对抗民资；民族安全上，国资与民资可以对抗外资。

最后，田教授用“一二三四”作了总结——打破一种局面，引进两类股资，形成三方制约，达到四个有利。即有利于明晰产权、有利于加强外部监督、有利于改善经济制度环境、有利于建立现代银行企业制度。

评论

4点30分，三位评论人走上讲台依次对几位发言人的观点进行评论。

首先发表评论的是胡祖六学长，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李山的演讲，豪情未减、壮志不衰”！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紧接着他说“西中国公司一定会崛起，而且一定会超过东印度公司”，又使会场的气氛轻松起来。他说从李山身上，可以看到经济学、金融、历史、人文素养集于一身的素质和清华的精神，言语中透露出真挚的同窗情谊。

进入正题后，胡学长总结了当前对于国家注资450亿美元给中行和建行的做法的批评，第一是注资规模过大、成本过高；第二是方式上，为什么不用财政、税收等正常手段，而是采取外汇储备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第三，效果究竟会怎么样，会不会重蹈覆辙。胡学长认为，在这些批评中，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道德风险问题。

尽管政府的支持，会从一定程度上增加道德风险，但是政府在商业银行改革上的作用不可替代，无论注资还是监管。胡学长认为，中国的银行改革一定最后要全部民营化，但是注资在改革的初期同样不可缺少。因为银行业与一般产业相比有不同的特点。第一，银行的倒闭，比如ICBC，将意味着银行体系28%的存款的损失，也就是上亿的存款损失，这将导致对支付系统、清算系统的巨大冲击乃至信用系统的崩溃；第二，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面，是一大片银行将面临破产的危机；第三，银行问题的根源是在于政府把银行贷款当作政策性工具，政府造成的烂摊子怎么能不管？第四，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银行危机的时候，政府都要出面干预，即使是对于私有银行，亚洲、拉美、阿根廷、土耳其无一例外；第五，银行问题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仅靠银行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有人说中国的成功在于渐进式改革，但是实际上恰恰是突进式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近些年取得了实效。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税制改革、外汇改革都是一步到位，反倒是国企改革、银行改革的效果反而差，一而再，再而三。胡学长感叹：银行改革的历史上已经三次拨款了

胡祖六学长指出：政府不但有必要，也有能力注资，考虑到GDP的快速增长和外汇储备的充足，中国完全有资源也有能力承担银行改革的成本。

4点45分朱天教授进行评论，他表示完全同意田国强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国企改革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有相当大的相似性，并从理论上总结了世界上经济学家的看法。对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理论，一是预算软约束理论，二是激励理论。预算软约束包括两个层次，一方面政府买单是银行问题的源泉，另一方面国有银行也成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的源泉。激励理论主要是考察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关系。具体到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上，可以归结为“三力缺乏综合症”——权力，经营动力和赢利能力。

最主要的解决办法，还是引进合理的所有者，即田教授提出的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关键还是打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观念，所有者=出资人，朱教授反问道：既然他把钱给了你你还怕什么呢?

4点56分到5点8分，李稻葵教授做了最后的评论。他说因为李山、朱田和胡祖六都是他的老同学、好朋友，所以他不直接评论，而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距离产生美”。（笑声）

他说：哈佛大学的施莱佛教授曾经对1995年以前60个国家的数据做过分析，得出这些国家的前10大银行中，国有股的比例为38%，李教授对其数据作了补充，扩展到1995-2001年，95年这个比例为60%，2001下降到30%，表明95年到2001年各国对银行也都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或改革。

这些国家的改革，基本模式无外乎三条途径：产权改革、引进外资、增加竞争或者集中度。在理论上的8种组合中，实际上只有3种最为广泛的被采用。第一，产权改革+外资+增加竞争，包括阿根廷、巴西、匈牙利等21个国家；第二，产权改革（即民营化）+增加集中度，包括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法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印度尼西亚；第三，产权改革+外资+增加集中度，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捷克、意大利在内的9个国家。

经过定量分析，得出具体采取哪种途径的国家具有的共同特征。产权改革：在初始国有化程度高、刚刚发生过金融危机、银行呆账多的国家，往往多采取产权改革，其中具体方式分成上市和直接变卖两种，前者往往适合国有银行在银行业比重不太大的国家，后者则是比重较高的国家；引进外资：GDP增长速度较快、证券市场、股票市场占GDP的比重较小的国家；增加竞争：发达国家、GDP水平高、国有银行比重低、国有企业比重高、经济开放度较低（比如资本账户不开放）。

他接着分析了三条途径分别对经济的影响，民营化改革后，民营部门经济会上升、金融业发展有提高、银行效率提高，但是股市流动性、回报率下降。最后一点的具体机制还在研究中。增加集中度后，资本市场发展提高、银行效率有提高、对民营部门贷款有提高，这三个影响的机制也都尚在研究中。增加外资后，好的影响是银行效率提高了，比如存差、利差的提高，不好的影响是股市的流动性和回报率降低了，同时对民营部门的贷款下降了。

最后李稻葵教授总结说，以上结果都是稳定的计量分析结果，但是具体机制还有待研究，希望能对大家的研究和改革实践有所帮助。

由于论坛已经超时，陈章武教授允许在场参与者提一个问题。一位后排的女士提问作为98年预测人民币在金融危机后不会贬值的少数学者之一的胡祖六学长，近期央行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情况下，存贷利率会不会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会不会有通胀的风险？胡学长表示同意存贷利率可能有调整，尽管消费物价指数由负值变化到2.8%，但这只能说明中国走出了紧缩，但对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而言，只要消费物价指数不超过5%都可以接受，当然也要警惕通胀，特别是房地产部门。

笔者小结：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学术界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应该说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这一热点和焦点问题，尽管最后并未达成一致的结论拿出改革的具体措施，但是学者们的思考无疑会对改革产生重大的借鉴意义，与会的几位尊敬的学长，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业界的精英，都不仅仅展示出理论上的洞察力，更表现出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而这些都是我们后辈应当时时勉记的。(未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