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米兰、昆德拉

人如其名，总觉得宁向东的名字就蕴含了某种追求，也有一点执拗。试了试，还是不能一上来就把采访中他自始至终都在谈论的困惑交待清楚，所以还是不能免俗的从经历说起吧。

本科阶段对清华最突出的印象是“严谨”和“博学”

1983年，宁向东从吉林考入清华电机系，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大学生活，宁老师记忆最深刻的是老师们的严谨和博学。这是清华优秀的传统。

电机系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画图课，那时候没有精确的画图笔，而绘图时线条的粗细是有含义的，所以削铅笔就很有讲究，教工程制图课的王介民老师常常是整堂课只教削铅笔，老师手把手的教，并一个一个的检查点评；还有一位老师在黑板上徒手画圆堪称一绝，只一伸手，随着一个美丽的弧落下，黑板上就会出现一个完美的圆。

教西方思想史的何兆武老师上课从不拿讲义，而是在衣袋里放着各种象烟纸一样的小纸条，一到他记不住的时候，才去翻那些小纸条，然后告诉同学们罗马年代的这件事在法文里怎么讲，德文里又怎么讲，而他需要小纸条帮忙的时候却很少。

1985年，宁向东读到大学二年级时，刚刚成立的清华经管学院面向全校招20名转科生，他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已近子夜，最好的朋友跑到他的床头，轻轻的喊醒他，告诉他经管学院在招生，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半梦半醒中他觉得自己肯定没希望，但如果碰巧考上可能会比现在的电机系更感兴趣，于是稀里糊涂的答应陪同学一起报考。出乎意料的是，两个人居然都考上了，于是大学后三年他就在经管学院渡过，也没想过日后要做学问，觉得如果毕业后能分到计委、经委之类的单位，能做一些“看上去比较有价值的事情”就心满意足了。

懵懂中有了一些做学问的意识

人生就象行路，有时我们依靠清晰的路标指引着前进；有时只能于摸索中，一步步深入，景观一点点呈现，你也才渐渐知道自己是在一条怎样的路上行走并将去向何方。

1986年时，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变动和蓬勃的年代，已经在经济管理学院学习一年的宁向东对经济改革开始有了些朦朦胧胧的意识，更有些困惑。宁老师说自己是个典型的书呆子，一困惑了就会寻求书的帮助，即使现在觉得身体不舒服了他都会把家里那本《家庭治病大全》翻出来，看看可能是什么病。于是在那个困惑的时期，宁向东就格外冷静的找书看，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他发现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本很老旧的书(当时清华图书馆基本都是按ABCD排序，但这一本是按甲乙丙丁戊排列)，是南开大学经济系藤维藻老先生于1961年翻译的(解放前，南开的经济系格外辉煌，有点象今天林毅夫创办的经济研究中心，由一批在欧美受过良好经济学教育和训练的人创办并且组织)。1987年的整个寒假，宁向东如获至宝般阅读，做了很多笔记，有些段落甚至可以背下来。适逢当时整个中国经济学界和中国经济改革都围绕着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的争论，学生们提得很多关于物价及通货膨胀的问题也跟这些讨论相契合，而书中主要讨论的就是计划经济为什么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市场经济为什么是有效率的。在当时，这本书无疑给他提供了解析问题的工具和方法，对他起到了启蒙作用。

“我越读就越喜欢经济，很多人不理解，问我抱着一本破书看什么，我说我就想到我死的时候，能搞清楚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体制，我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空间里走过”。宁向东觉得，也许在那时，内心深处就隐隐有了一种做学问的意识。

1987年至1990年时，课程比较松了，宁向东有比较多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很看重这种有留白的大学生活，认为相较现在被课程灌满的大学生们来说，适当的留白更有利于培养兴趣和创造力。这段日子里，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忙着到企业、农村、政府调研实习。二是读了很多在当时看起来是闲书，但实际上很重要的书。没课的时候，他几乎三分之二的时间泡在图书馆，平均每天骑自行车在清华和北图间往返一趟。读过的书中印象最深的是台湾银行出版社在60年代末翻译的一套现代西方经济学名著，共200本。另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名著》，他记得很清楚，绿色封面的是政治学，蓝色的是经济学，红色的是哲学......再有就是花很多时间和来自企业的在职学生交流。八十年代末，经济管理人才正是需求旺盛的时期，当时的清华经管学院针对企业里的中高级管理者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干部研究班，由于办学条件有限，宁向东他们这些本科生就和干部研究班同学及研究生们住在同一栋宿舍楼，很多课也合在一起上，这就让他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研究生们讨论问题，和企业干部们聊天，有大量时间旁听社科系研究生的课，还听了一年何兆武先生的西方思想史。在这期间，他更加感到自己渐渐对“学问”有了兴趣。

永远感谢那些可亲可敬的师长

在经管学院的几年里，有几个老师的课给宁向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黎诣远老师和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朱宝宪老师的?宏微观经济学?，李子奈老师的?计量经济学?和张金水老师的?经济控制论?，正是这几门课，使学院在很早的时候就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基本标准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使他们在本科阶段受到的训练一点不输给洋人。

读研究生时，本应该三年修完学业，他两年就毕业了，毕业论文做的是关于农村改革的题目，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的是姜彦福教授，在此之前姜老师并不认识他，直到去姜老师家送论文，他还一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样子。答辩完毕，姜老师说了至今让宁向东都难忘的四个字“后生可畏”。那时候的姜彦福老师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让学生们望而生畏，在宁向东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晚辈眼里，更是须仰视才见，这四个字从这样一位师长口中说出来，俨然有如被烙刻在心里，虽然有些飘飘然，却一直激励他成长。后来他和姜老师熟识起来，更加了解了老师一向鼓励后进的厚道为人。研究生毕业后，宁向东在社科系工作，一天，原来的同学陈涛涛给他打电话说：姜老师想跟你聊聊。宁向东有受庞若惊之感，当时他住在人大，姜老师下班后骑自行车跑到他家里，还买了很多吃的，与他一起吃晚饭，整整聊了一个晚上，现在回想起那个夜晚，姜老师谈的内容无非就是让他留校，学问还得继续做下去，诸如此类，但让宁向东特别感动。从此，他和姜老师交往逐渐深入，以至于后来他成了姜老师家的常客，两个人时常边抽烟边聊天，姜老师的屋子也经常被弄得屋烟障气，却浑然不觉，烟雾弥漫中乐此不疲的讨论科斯，讨论威廉姆斯。回忆起这段往事，宁向东有些内疚的说：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是浪费了老师很多时间。

这真是一种美好的感觉，让我联想起学院那些泛黄的老照片里，有一张姜彦福老师吸着烟与其它老师聊天的场景，姜老师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神情自然而投入，流露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和质朴，他对面的人笑容也纯粹，虽然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衣，却好象从里到外散发着无穷的张力-------让人感动的八十年代末!----宁老师在回忆和姜老师这段一起抽烟一起高谈阔论的日子时说：“这是我出国前最值得的记住的事之一”。我真的理解他。

相较于姜老师的直接，李子奈老师是一个从不会当面夸人的人，即使他真心喜欢某个人、某件事。但李老师对宁向东的一句评语通过一个同学传到了他耳朵里-----“这小子还是做了点学问的”------就是这样一句普通的甚至有些漫不经心的话，却让他感到极大的认可和鼓舞。他决定从人文学院回到清华经管学院时，李子奈老师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你归队。这些都让他历历在目。宁老师刚刚写完一本书，是他沉寂许久以后的心血结晶，对他来讲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特意请两位老师为书作了序，他说：“在我心里对这些老师永远心怀感激”。

1990年，研究生毕业的宁向东选择留校在社科系工作，月工资75元，头两年他教?当代资本主义?这类公共课，因为教学压力不大，又有了充分的时间看书想事，跟搞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人交流，读了很多历史，“也不知深浅的写书”。1993年，国务院港澳办跟清华联合搞了一个香港高级公务员的培训班，一共举办六期，宁向东负责教学和外出的组织工作，全程陪同每个班到各地考察，很多地方他都是利用这次机会第一次去，由于培训对象是香港的高级公务员，所到之处当地政府接待规格很高，很多都把家底拿出来给他们看，那两年宁向东行万里路，阅历增加很多。1994年年底结束时，社科系已经改为人文社科学院，宁向东担任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1994年评为副教授，当时他已有两本书出版，事业呈现很好的发展态势。

赴美做访问学者有了对学问的困惑

1995至1996年期间，宁向东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国内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在经济学教育上对美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宁向东下定决心：要通过一年时间尽可能了解国外经济学教育的情况，把先进的办学经验学回来。抱着这种决心，虽然初出国门，两眼一抹黑，但用他的话说“厚着脸皮找教授聊天，英文不行，就事先准备好了找人家谈”。一年中他听了9门课，花很多心思听博士生高年级的课，伊利诺大学的经济史在全美国领先，宁向东就把该校经济史最好的老师的课全都听过，并找这些老师一个一个的交流，有时间就参加各种讨论班的活动……有一天，他的导师对他说：下午有个seminar，你去听听。随即给了他一撂厚厚的Paper。在此之前，宁向东根本不知道何谓seminar，更想不到一个paper会如此之厚，因为以前在国内他对paper的概念就是一个三五天就可以写完，而且还有字数限制的东西，带着种种的疑惑，他去参加了这个对他意义重大的，由曼瑟尔.奥尔森教授主持的seminar，但当时他并未意识到他的疑惑也正是他开始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学术”。而从这种朦胧的看到些“学术”的影像到他基本看清“学术”的庐山真面目，他几乎用了五六年的时间。

那次的讨论宁向东只听了个大概，这对于他是完全未知的东西，从此在伊利诺他又多了一件事，花很多时间去听各种各样的seminar，他把那个时期的自己比喻成一块干透了的土地，或是一块干透的海绵，不断拼命的吸水。伊利诺有美国第三大的图书馆，宁向东在图书馆里申请了一个专用小格子，很长时间，他只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教室，一个是那个私人阅读区。他会在前一天炖上一大锅鸡块之类的，做一次可以吃好几天，第二天带上一些，中午在图书馆的微波炉里热一下，每天从早晨8点呆到晚上11点，就这样周而复始。

在美国，他把有限的一点钱都用在了旅行上，春节后到美国很多大学里访问，共访问了10几所美国东北部和中部比较好的大学，也认识了一些学者。记忆非常深刻的是他到哈佛时，无意中来到了肯尼迪政府学院，吃惊地发现原来“政府”是可以有一个专门的学院去教的，也才知道除了MBA还有一个MPA。回国后，学校要求交一个报告，他就特别认真的谈了很多感受，并提议清华建立一个公共管理学院。

1997年从美国回来后最初的一年多光景里，宁向东没有做学问，更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不是因为懒惰，而是他实实在在写不出东西来，他经常怀疑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找出的问题究竟算不算学术问题，而如果是的话，又怎样通过收集证据证明，并让同行以能够理解的方式把它表述成一个学术问题，换句话说，他觉得做研究越来越艰难。

宁向东说：用“学问之困”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目前的状态，是最恰当不过的。

在经济系，李子奈老师及学院领导给他创造了很多和洋人交流学习的机会，尤其是1999年中国和澳大利亚合作搞一个项目，经过几次申请，悉尼和清华都在各自的评选中胜出，宁向东是中方的课题主持人，悉尼大学的带头人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Peter. Swan，Peter的父亲、姐姐和他本人都是经济学家，“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名人录”里Swan家族就占三个，他本人是澳大利亚政府奖获得者，整个澳大利亚只有三人荣获此奖。宁向东非常幸运的能和Peter一起工作，名义上是合作，但他觉得自己是学习。在悉尼访问期间，他每天都要跟Peter交流，讨论各种问题，这种交流让他1995年在美国产生的那些困惑：为什么论文可以写那么厚，如何找到一个问题，并把它变成学术问题等等逐渐变得清晰，1999年后他慢慢知道了如何去做研究，就开始去找问题。但这时又出现了新的困惑，他发现很难找到有价值的国际前沿的问题。

宁向东认为，学术研究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而是群体行为，需要很多人跟你讨论。他把做经济学这种学问，比喻成鸟儿筑巢一样，每个人都要搁一根草。而要写出一篇东西首先要经历同行的检验，你要先讲给同行听，同行通过了再讲给外人听，文章讲三遍才能讲清楚自己想讲些什么，但学者们大都很忙，忙着在政府里企业里作顾问等各种各样更加实际的事情，几乎没什么时间讨论问题。宁向东很赞同杨斌老师的一句话，“教育是农业，需要精耕细作”。不见得每天都有活干，但得天天在地头上蹲着，哪怕是叼个烟袋在那儿看着，但现在这样的老农越来越少了，连他自己也做不到了。

2003年非典后，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期间，宁老师翻阅了一本在三、四十年代很流行的叫做《东方》的杂志，给他印象深刻的是他看见即使在抗日烽火硝烟最猛烈的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一些纯学术的问题，研究商代、汉代的问题，他甚至有些崇拜他们。他特别害怕经济学家沦为一个国家的牧师，出征前做一下占卜，管理学家就象是村里的术士，谁家有个红白喜事的去做个法式。他觉得那会很悲哀。

后记：宁老师曾经在哈佛做过一个性格测试，结果很令他吃惊-----他的内向指数更高。从此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更加意识到自己是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人,比如…..这样罗列着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已经从前一天的黄昏写到了今日的凌晨，让人惊讶的是，今冬的第一场雪也从天而降，街上的店铺都一律换上了圣诞和新年的装扮，俗气却有人间烟火的气息。有时候觉得生命享受它就够了，人们一切来自心底的运动，都可以被这能够呼风唤雨(雪)的上天了悟，实在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于是觉得文字也造作，不如收笔，静静的赏雪，同时祝愿宁老师和所有的人们能在这瑞雪的笼罩下，做个好梦，有个美好的来年!

（宁向东学长，经83/研88/博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