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老师看上去非常年轻，一点看不出旅居海外多年的漂泊之感，他脚步轻快的在伟伦楼里走过时，就象一个初来乍到、刚留校不久的好学生。

李老师从清华毕业起，就一直在各种各样的大学里学习工作，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他对自己的人生定位就是一个学生，他套用当年陈岱老的一句话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当学生”。

回北京是回家 回清华是寻根

李稻葵老师出生在北京，童年时，跟随父母下放，辗转到湖南、江西和四川等地，16 岁回到清华园读书，是清华经管学院第一届本科生。1980年，改革开放在中国方兴未艾，刚刚复建的清华大学经济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招收了第一届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本科生，因为是第一，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是学生和老师共同摸索，同学们戏称自己为清华经管学院前进道路上的铺路石，李老师则诙谐的叫做“试验品”。大学五年，是李稻葵人生记忆中最美好、精力最旺盛、求知欲最强的阶段。当时一共学习54门课，要学各种语言，他每天早早的起床背英文，然后经过无比充实的一天，晚上到主楼东三楼的教室收听英语广播。虽然日子很忙碌，但从来没有累的感觉，李老师认为那五年也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五年。所以经过多年的国外漂泊，如今他又选择回到清华园里，是回家，也是寻根。

二十年来，李老师在世界各地搬了无数次的家，加上五岁时就帮着父母搬家下放五七干校, 自己戏称是个搬家专业户, 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听惯了拉粘胶纸加封纸箱的声音。回清华之前，他从没有买过房子，也没置办过像样的家俱，都是便于搬运的便利式家当，不是买不起，而是在他的潜意识里从没有过要在哪个地方安家的念头，因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香港，他从未找到那种安定的感觉。1999年，李稻葵老师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书，赶上香港第一大杂志《壹周刊》十周年社庆, 做了一个“香港百人的十年”的系列访谈，记者给李老师的采访命名为《处处无家处处家》，还配了一张他双手摊开显得有些清白无奈的照片，李老师觉得这题目这照片把自己半生的人生状态表现的极为贴切。

这次回北京回清华，对他来说是真正回家了。也正因如此，尽管生活上一开始难免有些不适应，但他说“可以慢慢的学习和适应”，因为他是“回家了”。

人生中三次“非理性”选择

大学毕业前夕，正值“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第一年，李老师和经管学院其它6位学生外加计算机系的一个同学代表清华参加考试，100％被录取，当时全国唯有清华取得这样的成绩。获得第二名的李稻葵老师被邹教授推荐申请哈佛的留学资格。获得第一名的是现在清华经管学院做特聘教授的周林，当时他从复旦数学系毕业后留在复旦管理学院任教， 邹至庄把周林留在了他本人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

由于是第一年，一切都进行的较晚，错过了申请截至期，但是恰逢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来北京，对李稻葵说：你先来做我们的访问学者吧，第二年我推荐你读书。于是21岁的李稻葵就带着求学梦远渡重洋。离开祖国的那天，他记得很清楚――1985年9月13号，一个星期五。由此也开始了他海外求学的漫漫生涯。

由于访问学者年龄普遍偏大，人们都惯称他们为“老访”，李老师可谓当时的哈佛校园里最年轻的“老访”。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结束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后，1986年李稻葵正式入哈佛经济系攻读博士，从师艾里克.马斯金,安德烈.史莱法,以及亚诺什.科尔耐, 主修经济理论,公司金融和比较经济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

在随即开始的工作历程中，李老师称自己有三次“非理性”选择，他说这和经济学人理性选择的特性是截然相悖的。

从哈佛毕业后，纽约大学（NYU）商学院的金融系和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经济系同时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做助理教授，金融系的工资比经济系整整高出一倍，而且NYU的金融系水平不错，当时自称全美排名第四，隔壁就是华尔街，与当时的美国股票市场（American Stock Exchange）隔楼相望。现在中国网民和股民无人不知的朗咸平教授就在NYU金融系做助理教授，清华经管学院特聘教授里的梅建平教授也在那里，但李老师执着于自己的兴趣所在，觉得兴趣既然在于经济学，日后如果在经济系工作照样可以研究金融问题，但反之就有些不务正业之嫌。于是他选择了密西根大学的经济系，他称这是第一次“非理性”选择，他违背了经济学收入极大化的原则。

第二次是1999年离开美国，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对他的这一选择感到不理解，说香港学术名声不如美国好，中国人对香港科技大学这所极其年轻的大学不了解。当时美国南加洲大学（USC）诚心邀他加盟，许与终身教职，李老师却义无反顾的选择了香港科技大学，他至今也不后悔。他认为香港科大的学术环境，学术管理体制，学术标准以及师资水平一点不夸张地说是亚洲研究型大学的楷模，在短短的十年之内迅速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西班牙的庞毕罗大学一起被称为过去十年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奇迹。比如香港科大MBA 和EMBA的国际评比在亚洲总是名列前茅，这一点圈里的人是熟知的。事实上， 前一阵子北大教改，香港科大现象被明确拿出来讨论。科大又是一个非常适合学者生活的地方，背山面海，非常舒适。最重要的是，在美国研究中国经济是旁门左道，而在香港研究中国经济却是主流。李稻葵在香港科大呆了五年，这五年他过得非常愉快，对科大总是心存感激。

第三次就是二十年后再回清华，很多人对此也有疑问。清华的工资福利待遇还不到香港的一半，生活和学术工作的条件比香港科技大学也差得不少。的确李老师回来后，曾经有些不适应， 生活上的不便让他开始理解“张大民的苦恼”。但他认为能回来是一种福气。和香港比，中国内地是个完整的经济政治主体，而且是个影响日益巨大的经济政治体。这一点，不仅香港没法比，台湾、韩国、新加坡、泰国、日本、欧洲各国都无法比。所以，中国就象今天的美国，当年的英国以及战前的德国，在这里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有可能成为世界学术圈的主流话题，有可能是领跑者。换句话说，势在中国！认识到这一点，李稻葵说，尽管自己可能会在生活和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但一定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他说，海外很多同行打心眼里想回来，但是一时回不来，或是主观上没有条件，或是找不到象清华经管学院这样有魄力的对口单位，或是家里不支持。他称自己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家庭这关，是因为孩子还小，儿子才五岁，没有表决权，所以他就代替行使了投票权，这样一来就过半数通过了他的提议。

带着出国的心态回国

如果说做特聘教授时，每年抽出一两个月到清华上课，在学院同行看来还有些身份上的特殊，那么现在，李稻葵老师彻头彻尾成了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从7 月4号上班到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只有一天由于外出开会，不在清华，不在他的办公室里。李稻葵和学院其它老师一样，朝来晚走、沉于教学与科研，中午和经济系同仁们在伟伦咖啡厅借午饭时间小聚……一样忙碌，一样朴素。但他心里明白，清华大学和清华经管学院今非昔比，不是他毕业时的情况，需要抱着出国的心态来学习，以适应和研究这个经过巨变而且还在变化的环境，这比去了解国外可能还难，所以必须象列宁说的，学习学习再学习。

由于白天事情多而杂，李稻葵老师习惯晚上工作或是看书，但是家里人多，很挤，平均每个房间2.33个人，他开玩笑说他家的住房标准严格处于清华硕士生和本科生区间。于是他就在阳台上支了个办公桌，可是一开灯，蚊子就进来了，纱窗修了也没用，关上窗子又很闷，于是他就喜欢晚上到办公室，如果开车的话，去的时候好办，回到小区就没有车位了，只好骑自行车，可是工作结束想回家时，发现自行车丢了，李老师纳闷：车停在亮处，还有保安看着，怎么会丢呢？纳闷归纳闷，家还得回，看见李老师犯愁，学院的保安好心的说“我驮你一段吧”，一坐上自行车，李老师就后悔了：昏暗的路灯下，校园的大道上，他感觉实在是别扭，像是回娘家的小媳妇。无奈，李老师又买了一辆车，怕再丢，就兴事动众每每把自行车停在汽车车库里，怕得是再重温回娘家的感觉。晚上回家时，李老师叫门，保安来给开门，一来二去，车库保安又跟他混熟了。家里住房条件差，办公室就当成半个家，平时有空就过来，困了睡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所以他的办公室里从提神醒脑的茶到休闲放松的音响，一应俱全。李老师自然希望自己有足够大的房子，这样在家里就能有自己的空间，可是在北京尤其是清华一带买到合适的房子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问题，在课堂上和文章里演绎了无数遍的“转型经济中价格不是唯一的均衡机制”这一道理现在落在了自己头上，还真是无奈，由此他深深地体会到“经济学的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改善社会大众的福利”这句话的份量。

每天接送小孩对他来说也很有挑战性，正是上下班高峰，堵车非常严重，但他对自己的驾车和泊车技术很自信，他在美国各个城市生活过，拥挤而规矩繁杂的波士顿他都应付自如，所以他坚信在北京一般人开车找车位的本事都不如他。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搞了“改革”， 从开车变成了骑车接送孩子上下学，每当在红绿灯间鱼游自如， 超过一辆辆缓缓蠕行的汽车，油然产生一种开超级跑车的感觉。李老师和家里人开玩笑说，不到半年，我们走过了从宝马到捷达再到三斯（自行车牌子）的历程，应该用“辨证和发展”的眼光看这个问题，咱们干脆就自己命名我们的自行车为 BMW X3 （宝马最新出的越野车）吧，以体现进步和希望。

即使是工作上也不免有烦心之时，他知道需要保护自己的感觉，他说“尽管这些无奈客观存在，不能也不用否认，但是这个地方是家是根，所以就要包容，就需要耐心，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所有回国的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好在我去过各种不同的地方，见过许多不同的人和事，比较能学习。所以我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兴趣多样 尤爱汽车音乐和体育

一直以来，李稻葵老师都认为自己是个认真的学者，但不是一流学者，因为不具备一流学者所具有的一些特性，比如专注。李稻葵老师很佩服这样的学者：他们兴趣单一。他说这是做一流学者非常必要的。而且他认为自己也没有做一个一流学者的驱动力，他说功名心很强的人更容易成功，功名心在他看来是一个很好的词，并没有什么贬义，有功名心的学者，他对自己的学术名声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这样就会有成为一流的重要驱动力，这是很可敬可爱的，是很难得的，是学校里教不出来的， 好比体校教练特别喜欢挑选那些竞争心特强的好苗子，这是一个好运动员最宝贵的素质。 而这一点上，他自愧不如。

李老师自认为是个功名心不重的人，而兴趣很分散。除了他热衷的经济学，还有三大热爱：汽车、体育和音乐。因为热爱所以钻研。李老师对车的衷爱在我看来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国外这二十来年，他一共拥有过 30多辆车，每到一个新地方，首先逛的就是汽车市场，刚到哈佛不到3个月，就花50美元从室友（现在已是世界有名的控制论方面的专家龚维博教授）那儿买了一个破旧不堪的福特小牛（Ford Maverick），该车的原车主是哈佛的何玉奇教授（现任清华特聘教授）。在李老师手里，这破车竟被收拾的漂漂亮亮的，一次他把车停在哈佛应用科学系后面，被何教授看见了，这个哈佛的教授惊呼：“这是谁干得？这个人了不起，我要见这个人，雇他给我修车。” 李老师到香港科大后，校方还没跟他面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逛香港的汽车市场，钻到车底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裤子都磨破了，第二天没得穿，只好借别人的裤子去面谈。

对车的这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在李稻葵的大学时代就显露出来了，那时当然没有汽车，他就把这种热爱倾注在了他的那辆自行车上，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还难掩自豪感，那是他的父母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个英国进口车，特别好骑，同学们中午休息了，他就会抽时间擦车，把爱车的边边角角都擦拭一新。

李老师还喜欢体育，尤其是篮球，哈佛年代，常常买5美元的学生票，去波士顿花园球馆看球星们的比赛，对当时的球星包括Larry Bird，Kevin McHale，Robert Parish如数家珍。每星期打两次球，几十年如一日，篮球场上结交了不少好友。现在清华北大回国人员中，就有一大帮是那时的球友，现在见面，还是以问讯球艺寒暄。

三年前年他到美国华盛顿开经济学年会，碰见很多经济学界的同行，难得碰面，大家商量晚上搞个聚会。但他发现，当晚刚好有一场华盛顿奇才队主场对印地安娜队的比赛，那是麦克乔丹第二次复出的最后一个赛季，于是不惜重金，买得好位子的球票，早早前往球场观赛。老乔丹果真不负期望，苦战双加时，独得41分，取得了胜利。 第二天还不过瘾，买来< <华盛顿邮报>>剪下相关报道，和球票一起保存至今。李老师不好意思告诉同行们他要看球赛，就狡黠的称自己有别的事迟到了两个小时，他知道如果告诉大家真正的原因，这些严肃的经济学家们一定是摇头不解。大学时期他也喜欢田径，喜欢琢磨短跑，研究怎么跑怎么练能速度更快。很多人不理解做这些事的原动力是什么，李老师的解释是学会了一件事本身就是回报，他说一种技能从不会到会是一件让人很兴奋的事。他还喜欢音乐和戏剧，小时候父亲从江西干校转到四川工作，和一帮文艺界老同学恢复了联系，经常有人送票，他就常常去看演出，看完了还不够，还经常和爸爸讨论“这个编剧怎么样，导演水平如何，假如我来重新做， 会怎么干”之类的问题。多年的国外生活，他的一大收获就是养成了欣赏严肃西方音乐的习惯，专门旁听哈佛音乐系本科生的课，学会了下午5点钟到波士顿交响乐厅排队买当晚演出的票价为5美元的学生票；每到一个大城市，喜欢到当地最有代表性的音乐厅听一场演出，几年下来对各个乐队的特点以及音乐厅的效果甚至是音乐厅的最佳音响效果点略有心得。

这种热情好象与他对经济学的态度如出一辙，却是存在和释放于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里，让我有些惊讶的同时，又多多少少对李老师由敬仰生出几分亲切。

人生至此，更多得益于机缘、良师与益友

每个人成长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多人的支持与帮助，李稻葵觉得自己最幸运的是，周围总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人影响并扶助着他。大学时代的一大批清华老师，让自己受益匪浅，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许多老师还在学院任教，比如同系的张金水教授。能有机会回母校和自己的老师作同事，是一个学生莫大的福分。大学时代同学间的影响，也收获匪浅， 比如有一个同班同学，属于不用功的那类，很少上晚自习，常常不做作业，学期末时就会找到李老师问些古怪的问题，看似简单，但他反而答不上来，因为他问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解释，李老师自己也得到了提高，所以他说这个同学看问题能抓住要害，有深度，有穿透力，是个天才。后来这位同学在美国金融界做的很好。出国后更是如此，李老师结识了一大批目前在经济学界非常活跃的人物。樊纲，在哈佛时他们日日为伴，一起读书，一起买车、卖车、修车，樊纲看问题有非常独特的眼光，文笔也了得，以及待人接物的态度，李老师说都值得他学习和敬仰。

清华、哈佛双料同学胡祖六，有湖南人的气派，大手笔，要做就做最好，待人接物显出领袖的风范，让他很受启发。哈佛同学，清华校友钱颖一，极其有逻辑性，做事严谨认真，不做则已，要做就做的一清二楚，“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刚到哈佛时的室友王一江，举重若轻，讲究直觉，悟性极强，什么事觉得勉强他一定不做，各方面想的透彻清楚了才采取行动，从不蛮干，常被称为“超级理性”。哈佛同学、多年的合作伙伴白重恩，数学家的思维非常严谨仔细，凡事总有独到见解。“这些人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多见的”李老师由衷的说“每个人都是好几本精彩的书”，值得好好读下去。

一些提拔过他的良师，李老师终身感激不尽，哈佛的论文指导老师MASKIN手把手的教他如何思考学术问题，SHLEIFER教授虽不是手把手，但对他的事业帮助非常大。

李老师称自己没有突出的过人之处，唯一的特点就是乐于学习，不疲于学习，不仅跟老师学跟优秀的人学，他还喜欢跟不同背景的人聊天学习。他喜欢跟黑人聊天，跟他们交朋友， 从中了解到美国黑人的从政情结；跟同性恋的人聊天，想知道他们怎么看这个社会，怎么评价男人和女人的美丑，如何看待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制度安排；在香港跟打扫卫生的工人聊天，和门卫保安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看社会问题的视角，也学习如何讲更标准一点的广东话。

终身学习的李稻葵老师打趣说，西方人死后立的墓碑，一般是当地社会闻达的杰作，偶尔也有自己生前就写好的，最能客观评价一个人的一辈子，去一个古镇， 一定要去访问墓地， 很有看头。 自己的墓碑， 如果后人这么写，就心满意足了： “此本平庸之辈，唯嗜学，广结各路英才，乃一生充实”。

刘翔的突破让我感动 经济学为什么不可以

谈及回来后要做的事，李稻葵老师平静中掩饰不住激情。他说中国目前需要认认真真研究中国自己所面临的重大经济政策问题的经济学家。自己回清华以后，仍要坚持国际学术标准，这是大前提，但“更重要的是”，李稻葵老师真切的说，“我们要跟世界对话，要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升华成理论和国际学术界同行进行对话，对话不等于照搬，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要跟国外的学者说，中国的发展有多精彩，但中国的问题你们是不能完全解释的，你们大多数研究的基础是西方包括日本的经验，至少需要修正。我们要跟外国人讲，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和美国20世纪初以及日本19世纪下叶的经济崛起绝对可以相提并论，我们用数据讲话，那他们会很震惊的。我们的崛起会对世界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我坚信，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绝对有可能对世界有影响有贡献。也许几年下来还看不出来，长期坚持，会有收获”。

“其次，要为中国经济政策的科学决策服务，但做这种研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站在一个全球经济的视角，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从而做国情研究。中国经济在日益国际化，我们的开放程度在大国里也首屈一指，所以这就要求用全球化的智慧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这个低调含蓄、不同意我称他为“经济学家”，说自己只是一个“经济学者”，在国外转了一大圈又重新回到他曾经学习生活并始终炽爱的校园，爱国爱家爱清华之赤子心一如他的黑头发黄皮肤一样永不改变的人，几乎是有些深情的说，真得是有些深情的说，“中国的经济学就象我们的田径，尤其是短跑，一直是我们的弱项，长期以来，世界都认为中国人（乃至亚洲人）不会短跑，还找出各种原因，什么条形肌与块形肌不同，什么爆发力与耐力不同，什么胯骨性状不利于短跑，什么祖祖辈辈的食物结构不同，等等；很多人也说，中国人不会搞经济学，没有西方人（包括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印度人）的灵感和直觉，只会泛泛而谈，要不就只会搞数学搞技巧，从小教育就不行，没有独立的社会思辩能力，所以研究不入主流。 说得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墨守成规，迷信成规，甘心落后，不思突破，现实就会永远延续下去，他们的这些论断就会成为永恒的历史。所以刘翔（包括他的教练组）的突破是真的让我感动，这个突破意义太大了，在内行人看来，这块金牌比所有其它金牌加起来都意义重大，它证明只要我们打破迷信，承认落后但不甘落后，下功夫钻研我们的长短之处，成规是可以被打破的，中国人是可以在这些项目发挥出优势并取得突破的。那么我们的经济学为什么不可以？！中国其它的落后行业为什么不可以？！ 这才是奥运的真谛。 ”“ 经济学研究领域，我们的优势，就是中国经济历史性的崛起，这是要打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事，当今世界的精英们无人否认这一点，我们要把这中间的经济问题提升为理论和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我们要和同事们共勉，这应该是我们共同努力的大方向”。

采访自始至终，李稻葵老师对他回家的理由没有提过一句听起来很冠冕堂皇的话，全部是一个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个体想回家的自然表达，平常的好象逢年过节我们也要回家探亲一样，但此时，我听出了一颗埋在心底的拳拳赤子心，在这个已经不流行谈论并抒发理想的年代里，她以这样一种更加平和隐秘的姿态让我看到和感觉到，同样，也在这样一个不容易被什么言语和事件感动的年代里，我被平和隐秘的感动了。

谈及目前在国内媒体经常会有的关于经济学的争论，李稻葵老师直言：“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经济学家被市场化被炒作了，甚至这个群体被标签化了，简单的被分为左中右，常常讨论某某人是替谁讲话的，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不健康的，如此的争论对经济政策的制订会起到一种帮倒忙的作用”。

“作为我本人来说，希望为经济学的讨论带进一种理性的声音，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先要把目前发生的现状搞清，以研究收入分配为例，就先要讨论我们收入分配的格局，其具体的成因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政策选择，每个选择的后果可能是什么，其它的国家和社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一个经济学者，应该把理性献给社会，把激情留给自己。我们在个人的生活空间情绪可以起伏不定，可以大悲大喜，可以欣赏浪漫主义的音乐，以宣泄激情，以平复悲怨，但是在公众空间，要以一种理性的形象出现 ，要用理性的话语讨论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经济学者的风范。中国的经济学界需要这样的声音和风范，而非情绪化的炒作”。

清华要想办成世界一流就要海纳百川

走过世界上多所大学的李稻葵老师对大学的理解也很独道，他说，所有研究型大学无非就是三件事：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前两件无需解释，所谓社会服务，它包括参政时事，发表评论，对重大案件参与分析，讨论事故原因等等。做这三件事，各个大学侧重点有所不同，风格也会各异。李老师认为，清华在人才培养方面做的很成功，有自己的校训，对校友很有凝聚力，这是世界上很多大学都缺乏的，是清华传统的优势，清华的社会服务也做的很好，教授参与政府决策甚至担任职务，在世界各地都能碰见清华的老师。

而知识创新，李老师认为是需要引起关注的。他说“知识不是靠重复创新的，而是要有创造力，创造力来自何方，来自广义上的天才”。李老师认为“一般说来，天才就是怪才，就是与众不同，不可能要求一个人既是天才，同时在待人接物上还很得体”。“天才有几个是正常的人？有几个是能与社会平安相处、相安无事的？清华历史上的国学大师们， 有几个是正常人？ 现在看来，恐怕只有赵元任是少有的例外。所以知识要想创新就要海纳百川，要有足够大的胸怀，容纳得起一批象疯子一样的天才”。以此，李稻葵老师认为一个好的大学校长是很难当的，他需要在大富翁前扮演乞丐，在不失各自尊严的前提下，赢得同情和财力支持；在校园里扮演幼稚园的老师，因为天才们跟幼儿园的孩子是一样的，他们的情商不可能很高，需要校长哄着这些天才们高高兴兴的玩自己的玩具，玩各种新的花样，这就是真正的高层次上的知识创新，这就是一个大学的灵魂； 同时， 在中国，校长还得善于和上级政府部门打交道，合情合理地争取大学发展更大的空间。

相关链接：李稻葵（David D. Li）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获学士学位。同年参加“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出国留学，1985年至1986年为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访问学者。1986年入该校经济系攻读博士，从师艾里克.马斯金,安德烈.史莱法,以及亚诺什.科尔耐, 主修经济理论,公司金融, 和比较经济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 1992年至1999年任美国安娜堡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97年至1998年，从密西根大学请假，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 1999年至2004年长期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并任该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稻葵曾兼任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研究项目顾问 (1989), 国际< <比较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编委 (2000-03),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 (2001-02),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2002-03)。 现兼任(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 美国密西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究所 (The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研究员；国际《经济学通報》(Economics Bulletin)，中国< <经济研究>>，香港《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等学术杂志的编委； 国际比较经济研究会执行理事；南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李稻葵教授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经济发展模式及制度变迁的跨国比较研究，以及大国发展战略。李稻葵教授经批准入选清华大学“百人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