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中的学者型新人，他一直认为要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升华成理论

“感谢‘老大哥’跟‘小弟弟’合作，一起来办这场研讨会”，3月28日，李稻葵谦逊地道出这番话时，他的身份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合作者是这场研讨会的东道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等机构。

研讨会讨论的焦点是人民币汇率政策。转入正题之后，一直面露微笑的李稻葵旋即显出严肃神态，言辞率直，称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俨然演变成了一场政治闹剧”。其话锋所指，自然是针对近一时期来自外界纷纭的声音。

他话速甚急，更带有几分激昂。一如数天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上，他在五分钟规定的演讲时间内扼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最后还特意请在座者向美国的政治家和国会议员们传递一两句话：在大选前的几个月里，“抓紧时间干点实事，不要把精力放在人民币汇率这个花哨的问题上”。

自称“在美国生活了15年”的李稻葵，在人民币汇率论战的急流漩涡中作此姿态，身份恰当，观点鲜明，又暗合官方在公共场合对这一敏感问题的强硬。

不过，作为一名学者，在否定人民币短期内迅速调整的同时，李稻葵也告诉别人一个“道理”：“在汇率问题上，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从长远来看必须调整，增加它的弹性，增加灵活度。”

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话音甫落，便有消息传来，李稻葵与周其仁、夏斌一起，同时获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3月29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以发布公告的方式证实了这一安排。

对此消息，不少人感到意外。其原因一是货币政策委员会中专家委员的比例扩大，二是如李稻葵这般“年纪尚轻”的中国经济金融研究人士，并无宏大的经济理论或著述，一时在经济圈内外引起震动。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的研究学者，”一位李稻葵的同事有这样的描述。

略微梳理李稻葵本世纪初以来的履历，可看到自香港到内地，他以清华大学为基点，教学、研究、参政，多重职责叠加，身影多次出现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世界经济论坛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不同机构。

如今，仿佛“学而优则仕”，李稻葵进入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议事堂，这样的选择与被选择，与同时代的胡祖六、李山等由投资银行界进入PE的从业经历迥然不同。

没有离开学府的学生

李稻葵1963年出生于北京，但成长在南方；16岁进清华园就读，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届本科生。1985年从管理信息系统专业毕业后，他被推荐赴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经历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1986年后正式入哈佛经济系攻读博士，师从艾里克•马斯金、安德烈•史莱法、亚诺什•科尔奈等教授，主修经济理论、公司金融和比较经济学。

此后，李稻葵便一直没有离开高等学府，从密歇根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又至清华大学。为此，他甚至套用前辈陈岱孙老先生的一句话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当学生。”

1992年，只有29岁的李稻葵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经济学）学位。他的导师马斯金是机制设计理论的奠基人，后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被视为制度经济学的基础。

马斯金的中国学生评价，这是一位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且深刻的学者。他不仅对经济学中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有很好的研究，也对现实社会中的拍卖问题、专利问题、环保问题、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集权与分权等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

上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很多鲜活的制度设计实例源自民间且层出不穷。而师从马斯金的中国博士生中，在李稻葵前后，还有钱颖一、许成钢、王一江、白重恩等——这五人后来或执教或受聘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于不同的领域在中国学以致用。

对于机制设计理论，李稻葵认为，这个理论提供给人们思考问题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在充分考虑博弈者的私人信息和自利动机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改变游戏规则来达到既定的组织目标。同时，机制设计理论还发展了一整套分析工具，包括数学模型，它们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有学者称，机制设计理论对研究中国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演变与创新，提供了大的思路和分析框架。这一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实现目标的机制，它回答的问题不是“要什么”，而是“如何做”，比如，如何提高经济效率，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如何制定环保规则，等等。

偏重中国实践

当年还置身海外时，李稻葵已开始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文章。李稻葵的同事印象较深的，是1995年发表于《经济研究》杂志的文章“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

与积极推进产权明晰的改革主旋律不同，李稻葵的看法是，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在市场化还不完善的条件下，模糊产权相对会更有效率，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安排。在改革中应采取有合理性的次优安排，从而逐步推进改革的深化。

当时在欧美经济学家看来，企业产权越清晰越好。一种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应该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革。“李稻葵则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依据，从事实上升到理论。”他的同事评说。

1997年，李稻葵与李山合著的《中国经济时事评析》一书出版，提出了被吴敬琏先生评价为“利民利国的政策建议”。

在创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初期，李稻葵期望这个平台能够更多地提出一些有实际作用的政策建议，而不是追求纯粹的理论模型。

“中心的定位是要研究实际中的问题，要影响国家政策，开展国家政策急需的课题研究，”合作者回忆，“但这种研究不是水平不高。”

尽管在海外生活了十多年，从美国返回后，李稻葵迅速了解中国现实的速度还是让同事惊讶。从研究领域看，他主要关注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公司金融和中国经济；其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及经济改革是持续关注的焦点。由此，早年李稻葵的论文主要集中于国企改革、兼并重组，并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涉及金融改革、宏观政策等广泛的领域。

关于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实用性，他和他的同事似乎有着自己的判别。要坚持国际学术标准这个前提，但李稻葵更强调的是：“我们要跟世界对话，要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升华成理论。”

“中国很多宏观问题就是微观问题，”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士这样谈及经济学界的“共识”，“对理论模型不玩透，对实际问题没质感。”

大国应有怎样的心态

作为建言者之一，李稻葵在政协会议上的提案每每观察得相当具体：允许地方政府以保障性住房作抵押发债融资、燃油税改革设专项基金等等。身为经济学者，他谈论的主题，宏观、微观皆有涉入。而在其为数不多的专著中，突出的主题几乎只有一个——大国发展战略。

2007年及2009年，李稻葵先后出版了《大国发展战略：探寻中国经济崛起之路》和《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

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必须探讨一个大国发展的战略，必须以大国的姿态，从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国际化等各个角度进行各种战略选择。如果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上，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走弯路。

他提出的策略是：建立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提高内需；重要的体制创新，如土地制度、外汇等；重大技术突破，如能源、农业技术等；灵活创新的政策新思维；大国外交意识；等等。

对于国人习惯于以一个小国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和世界的现象，李稻葵表现出了焦虑。为此，他在一些政策建议中，融入了这种“战略”，并利用越来越广大的平台向公众传播。人民币汇率问题便是典型一例。

他最近提出，汇率问题仅是中美博弈的一个引子，并非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于主权尊严、领土完整、社会稳定、经济长期发展，包括台湾的问题、新疆稳定、西藏稳定等，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但是，中国若在汇率问题上处理不当，丧失这场博弈的主动权，会对未来产生一系列的麻烦，会影响到、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

对于美国政坛上的某些“猫腻”，李稻葵并不感到陌生。他认为，面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如何设置一个新的经济体制，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纳入到美国霸权的轨道里。

为此，他提出的论点是，要占领信息发布权和道德至高点。要向全世界讲道理，讲清楚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要去和美国的州长、议员、官员直接沟通，做工作，要动员中国企业去投资，实现双赢。而所谓大国战略，即包括让人民币维持一定的升值压力，树立信任度，再逐步开放。

现在，这样的声音，特别是与中国货币政策相关的内容，传播得越来越快。（王晶）

转自《新世纪》—财新网2010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