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走出阴霾，时代嘎吱作响地为年轻的人们开了一道缝。年轻人们不再满足于成为一块被搬来搬去的“砖”，掌握自己的命运，为理想而奋斗，一度为那个年代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辉。

刘香成摄于1980年名为《三个戴军帽戴墨镜的小年轻》的照片。资料图片

1982年，余昌民从清华大学毕业时，有两个顺理成章的去处，留校或去国家经委，他却选择了到蛇口。

1986年，高铁博从天津师范大学毕业时，也可以坐等大城市的分配，他选择去新疆。

一个南下，一个西行，选择不同，却都诠释了一代青年的积极和洒脱。

出入清华

在考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研究生前，余昌民的一个心结一直没有解开。

1966年的一天，正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读大二的余昌民，在一次体育课上，亲眼看见一大批学生赶赴北大——去看大字报。“文革”就这样悄然降临。

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读书成为了奢望。六年制的学业被“斗批改”、“接受再教育”冲击得七零八落。1970年2月，在凄凉的心境中，余昌民最后望了一眼学校大礼堂，便作为“旧教育的残渣余孽”黯然离校。当时，大家甚至还没开始上专业课。

乘着一趟南下的列车，余昌民被分配到家乡的武汉冶金设备公司，当上了一名产业工人。“我进这个工厂时，越走越荒凉，我最后穿过一个河塘，心里晦暗极了，我当时想我生是这个厂的人，死是这个厂的鬼了。”

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虽然大家喊我大学生，但我心里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完整的大学生。”他多次打听母校是否还有回炉班。时间一晃，就是八个春秋。

1978年，机会来了。

这一年，国家开始重新招考研究生。对于被耽误了近十年时间的余昌民来说，那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突然摆在眼前，“唯一感觉就是末班车，赶上了人生就改变了，赶不上就完了。”已在武汉成家的他准备考当地的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前身）。

把荒废已久的功课捡起来，艰苦难以想象。英文忘干净了，俄语又用不上，余昌民便自修日语；六公分厚、大开本的工科教材，“像啃砖头一样啃下来”。宿舍里经常停电，就留在车间里复习，夏天太热，就让吊扇呼呼直吹，冬天太冷，就把火炉烧旺一点，唯有复习之勤奋，不分寒暑。一年下来，他的学业已大有起色。

此时，余昌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寄信人是自己当年的大学同学姜彦福。在这封充满了殷切期待的信中，姜彦福力劝老同学报考自己正在筹备的清华经管系，他这样描述道：“这门科学是真科学自不待言，以其深度和广度也是一般人所不知的，我深信，它的影响和作用要比一般学科更深远。”

余昌民被说动了。

1979年，余昌民以优异成绩重返清华，成为了首届经济管理系研究生。这个系在几年后，变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经管学院。余昌民的理想有惊无险地起航，此时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同时，在天津静海，另一位青年的理想刚刚开始发酵。只不过，命运对他显得有些荒谬。

叛逆与常识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尽管“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毕竟为选择不多的青年人改变命运提供了机会。在那以后，没黑没白，近乎着魔地学习、复习，几乎就是高铁博大学之前的全部生活。

只是，与目标明确的余昌民相比，身在农村的高铁博对自己将来的学校、人生规划，根本不敢多想。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全届同学不论报考的学校还是院系，均由班主任等老师代为填报。志愿表，高铁博他们连见都没见到。

1982年，高考成绩揭榜，17岁的高铁博考入天津师范大学政教系。然而，眼界稍开，高铁博顿时惊呆了——自己的成绩分明比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还高了几十分。中学班主任的“好心代办”，带给他一个并不满意的学校和专业。

“我内心积蓄的叛逆坚定起来，我渴望自由，决定不再盲从屈从，而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高铁博最深切的体会。

为此，高铁博除了每天不得不上的三两节专业课，几乎都泡在了图书馆，饕餮般地借书读书。当时，他身兼系学生会的学习部部长，大学前两年的成绩未出过前三名。

由于打小喜欢文学，高铁博加入了当时刚刚组建的文学社团——“走廊诗社”。那时，伴随伤痕文学、新诗潮的兴起，校园文学气氛渐浓。诗社的一群骨干夜晚小酌后，在学校花园纵情歌咏，“好像不服李白的岁月”。

“那时，若有人往人流中丢粒石子，哎呀，那人不是作家就是诗人。”他回忆道，当时最契合自己心境的一首诗，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作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伴随着人性的解放，整个社会回归理性，机会也在增多。

1980年，余昌民被幸运地选中，成为清华经管系唯一一个赴日研修生。临行，一位老师拜托他找日本某位全面质量管理专家，讨教一个问题。谁知，到了日本企业一问，竟然没人认识这个“著名专家”——每个公司，都拥有针对自己的一套成熟管理模式，而非全民信奉一尊神。

“什么方法真正合适，不在于谁有什么背景、什么权力，而在便于操作和实施的原则。”余昌民感叹，通过在国外的学习，“我们最初明白的道理其实是常识。”

回到国内，补齐学分，余昌民交上的一篇毕业论文与众不同，主题是“企业素质的改善”。

这个论文主题一度让他的导师不太满意。余昌民笑道，清华作为一所突出工科特点的学校，毕业论文要通过的话，有一个诀窍是引用很多参考书，西文越多越好，还要有很多数学公式，弄得导师和评审人都不一定能懂。但是，当时的余昌民已经感觉到，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公式的多寡、对错，而在于工厂的体制，进一步说，“怎么调动人的积极性。”

事实上，积极性，也成为那一代青年的普遍情绪。

南迁

1982年，即将从清华经管系毕业的余昌民，开始思索分配到哪去的问题。

这原本并不是一个问题。当时，清华的经济管理学院筹备在即，作为学校着力培养的精英，留在学院任教，可谓“天经地义”。但是，一个消息的传来，撩拨起余昌民的心弦。

那一年，大学毕业分配的原则定为“哪来哪去，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对于余昌民这样的学生，这个原则无疑显得很人性化，毕竟，与家人分居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好不容易培养的师资面临流失，系领导心急如焚地向余昌民提出“妻子借调，孩子借读，住房借用”的三借政策，清华实在太想把他留下了。

系里推荐的另一个备选，是去国家经委。用现在的话说，这意味着成为国家部委的公务员。余昌民为此联系了时任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潘承烈，很快便收到热情的回信：“能来经委，十分欢迎。”

就在此时，余昌民在宿舍与同学一次聊天中，第一次听到了“蛇口”的名字。“那里是经济特区，你去挺合适。”老同学如是说。“没有包袱，没有顾虑，没有条条框框，没有疲塌和说风凉话的人……”余昌民一时怦然心动。

反对的声音很快出现，有的同学说那里是“蛮荒之地”，还有人说，学广东话相当于学一门外语。有的人也想去闯闯，但是考虑孩子以后留在清华上学的问题，还是“不冒这个险了”。

犹豫再三，余昌民决定，找蛇口工业区的开创者袁庚谈谈。

1982年12月的一天，吃过晚饭，余昌民骑车前往西苑，拜会正在北京开会的袁庚。

两人一见如故。袁庚特别喜欢谈美国，余昌民却言必称日本，二人谈得兴味盎然。“袁庚当时就打电话给蛇口说了我的事。”余昌民回忆道，“工资待遇多少，住房条件多少我一概没有要求，事业干好了，这些水涨船高。”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全家可以在蛇口团聚。

1984年，谷牧副总理（左一）视察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时，余昌民（右一）当日语翻译

“去国家经委，那是个大机关，我即使在学校，可能就讲那些虚的东西。”余昌民说，袁庚开放的思想，平易近人的态度，让他觉得自己到这里是能有所作为的。

争夺人才的拉锯战开始了。1983年初，袁庚邀请清华校长刘达南下考察蛇口。学校特意指定余昌民陪同，实际上，寄希望于校长对余昌民留下印象，亲自出马留人。

不过，人最终没能留下。回到北京，余昌民鼓足勇气，给系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前往蛇口的意愿。“人在关键的时候就不能犹豫不能退缩，这一退缩是千差万别，关键的时候努力一把，与放弃了的结果相差很大。”

几天后，他得到了校方同意的批复。临行前看望校长，刘达转送给他一封袁庚来函，“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

1983年夏天，余昌民举家迁往蛇口工业区。家中最值钱的几大件：一张床，几个柜子，一个书架，一辆自行车，全部用火车运过来。初到时，一家四口人住过一间房，也在别人家里寄宿过几天，直到一批新房子下来，才开始住上三室一厅。

八十年代，余昌民历任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是为袁庚左膀右臂。

余昌民已经抵达了改革开放前沿的桥头堡，而高铁博则把目光投向了偏远落后的边疆。

西行

1984年，正在读大二的高铁博萌发了毕业后“闯天下”的想法。“我自己的路自己选、自己走！”按照他的设计，第一步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像一个行吟诗人，先走遍中国的边边角角。

一开始，外系的一位好友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这想法实在太过另类。后来见他态度坚决，便介绍他认识了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甘肃同学。

当时国家正在内部酝酿设立三峡省，以水利部为主力的筹备办设在北京玉渊潭公园，这位甘肃同学就是已在筹备办挂上号的“老人”，很快，他把高铁博也介绍给筹备办，两人瞄准的目标，是将来的《三峡日报》。

此后，高铁博周末基本奔波在京津之间。几个月后，两人如约来到筹备处一位老大姐的办公室，关好门，老大姐拿出一份文件举到他们面前说：“不能拿，只能看，看前面一点就行了。”文件上，是一个令二人傻眼的消息：三峡省“下马”了！

三峡省没了，高铁博将目标改为新疆。他说，自己喜欢新疆人的淳朴与豪爽，喜欢绿洲、戈壁、沙漠、冰山。

正式提出支边申请后，系领导和班主任向他传达了学校的意见：首先，国家并没有给天津分配支援新疆的任务；第二，“现在哪里都抢着要大学生，我们自己培养的大学生怎么能随便给外地呢？”校方希望高铁博安心等待将来的统一分配。

高铁博随即提笔，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写了一封信，再次阐述了自己去新疆支边的愿望。他做好了这封信石沉大海的准备，但“哪怕私奔，我也要去新疆！”私下里，他通过一位师友，自己联系了乌鲁木齐晚报的工作。

两个月后，高铁博得到消息，李鹏办公室已经给天津市高教局下达批示，要求支持其支边请求，学校也不得不同意。随后，乌鲁木齐晚报在最快时间内为他争取到接收指标。

最后一关，是家长的签字同意。

高铁博回忆，去新疆的事，他事先未和父母仔细商量过，当他突然把此事摊开在父亲面前时，父亲“暴怒并当着学校代表表态：一，坚决不同意；二，若我一定要走，必须先脱离父子关系！”最终，还是高铁博的姐姐瞒着父亲，为弟弟代签了字。

大事已定，学校为高铁博草草举行了欢送仪式。这是天津市第一个支边新疆的大学生。

1986年7月，高铁博从北京火车站乘车奔赴乌鲁木齐。站台上，面对哭成泪人的恋人，高铁博重重地吻了她，喊出：“我爱你，等着我！”转身扑上了缓缓启动的列车。

可惜，很少有爱情能经得起时空的考验，分手的那一天，终究还是来了。“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曾是高铁博最热爱的诗句。

浮沉

聊以慰藉的是，新疆一如高铁博的预期，为他的才华提供了尽情挥洒的舞台。

在乌鲁木齐晚报，高铁博迅速成为有资格写通稿的记者，由于素有诗情，副刊部甚至经常给他预留版面，等着他的诗作早晨去“补空”。

一次，他接到个体户举报，市工商局一个叫古丽的女干部“吃拿卡要”。经过沟通，市工商局与报社成立联合调查组，高铁博应邀一方面“参与破案”，一方面跟踪报道。最后，挖出了一个一年多时间里贪污挪用高达十几万的腐败干部，这在当时可谓“巨贪”。这个舆论监督报道，获得新疆好新闻奖，高铁博随之声名鹊起.。

而在中国的另一端，余昌民正在蛇口，进行一场至今看来都惊世骇俗的民主实验。

那时，蛇口工业区推行领导班子的民主评议制度，并在1983、1986年进行管理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在1987年、1990年和1993年进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会的民主选举。余昌民参与筹备，构思细节，积极助推。他回忆道，当时袁庚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搞选举的意思，就是不能让某位京官或者某个公子到蛇口作威作福。”

1990年，余昌民还亲自参加了第二届董事会的选举。筹备阶段，他所在的发展研究室认真研究了选举人分布、制定宣传策略。据说，有一天早晨医院上班，每一名医生的桌上都放好了一张竞选“传单”。

三天答辩，余昌民在第一天第三个出场。他平静地读出演讲稿，“当蛇口迈入新的阶段，应该特别突出对人的重视，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迟早，我们会陆续退出蛇口的舞台。让我们的子孙为我们自豪吧，一个光明的蛇口就是我们的丰碑！”

然而，余昌民当时也许不会想到，真的退出蛇口时，却尽是落寞。

时代的车轮驶入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裹挟着中国滚滚向前。蛇口，这个余昌民心目中的理想国，变得更加功利、精明，仿佛“灵境又回归了凡俗”，“人的养成和培育已经退化成为一个纯粹的公司了”。

1994年，他交接了总经理助理的工作，随即请缨管理和开拓蛇口的文化，然而，这项工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

很多年后，他在博客上写道“当蛇口开始对文化设施的建设投入加计利息、对文化的运作要求利润的时候；当与俄罗斯的音乐合作计划受到嘲笑的时候；当大剧院添置售票电脑备受指责的时候；当把儿童组画《二十一世纪的蛇口》送往总部新厦多媒体会议室遭到冷遇的时候；当千人干部大会结束后漫然散去、对特意准备的国际获奖精品电影《黑骏马》不闻不顾的时候……耳边一个声音说：‘你可以放弃蛇口了。’”

“虽然我们可以指挥千军万马，最后却发现没有一点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他对《中国周刊》记者感叹道。

1998年，余昌民辞去蛇口工业区的职务，成为深圳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现已退休。如今，未完成的蛇口，成为他时常唏嘘不已的旧梦。

同样在九十年代末，东南沿海开放城市注重引进有成熟经验的人才，1994年底，高铁博从新疆举家迁往厦门。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初单纯、和谐的单位内部工作环境不复存在，随着派系争斗越来越复杂激烈，专心搞业务已经变得不可能。“环境好时已经献了青春，环境变了不想再献终身”。到南方有助于孩子未来发展也是考量之一。如今，作为资深报人，他就职于当地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并致力于海峡两岸的新闻交流。

环境变了，很多当年的理想者们也开始调试过去的选择。高铁博说，他对当年的抉择并不后悔。“物可塑身而不能塑心。理想色彩可以淡化，人品德性决不能淡化。”这是他始终坚信的理念。

余昌民说，有时看到后来的年轻人留在蛇口，他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不免想到自己。“我会选择自由、随心所欲，能够把自己精力、知识、正直、热情，在自己的晚年发挥出来。”

说出这句话时，他似乎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转自《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