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文：生命刚刚开始下半场

——访清华经管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刘丽文

“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和我儿子在一起”------刘丽文，这个瘦弱的山西女子，笑时却是十二分的豪爽，心无城府的样子感染的你也跟她一样开心起来。

人生中三次重要的偶然

“我们那代人，从来就很少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刘丽文从小在太原长大，高中毕业后先是到山西农村吕良山区插队，两年后又到军工厂当工人，恢复高考后，她从军工厂考入北方交通大学，成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

其实，她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进北方交大。文革刚结束时，大学录取还得通过政审，虽然她对考试很有信心，但由于父亲所谓的“走资派”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怕政审通不过，于是就报了些招生名额比较多的当地大学，

“那时候觉得只要能让我上学，什么学校都行”。而北方交通大学由于是后来更名的一所重点大学，很多人不知道它，报考的人也就比较少，作为重点院校，它又有权先调档案，于是就自作主张挑了一批考分较高，但并没有报考它的学生……刘丽文就在一种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来到了北京，就读北方交大机械系，成就了她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偶然。

一入学，她就一头沉入了功课里。“只要让我上大学，我就心满意足。不去想什么专业喜欢不喜欢之类的，不像现在的学生，报考时首先考虑哪个专业就业方向好”。七十年代末的大学教育，百废待兴，同班同学中从十八九岁到三十二、三岁的都有，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对学习都有很高的积极性。但除了学习之外，大学期间能让刘丽文回想起来的有意思的事情不是很多，进入大三，开始有了伤痕文学，不上课时同学们会看些文学期刊，每天坚持课后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出现了砖头式录音机，宿舍里有两个北京姑娘，家里条件好些，能得到当时最新的流行资讯，于是听到了邓丽君，听到了台湾校园歌曲……“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我们7个女生就常常躺在床上，卧谈哪个歌手如何如何之类的……”大学四年，在一种极其简单的心态和生活中，一晃而过。

由于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毕业时她就很想留校任教。但机械专业只有一个留校指标，而老师明确的告诉她，由于经常下工厂带学生实习，所以不便留女生。她想到考研，老师又说招考研究生还是为了培养师资，因为文革刚结束，师资很缺乏。无奈，刘丽文只好回山西老家等待分配。离校前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她碰到教力学的一个老师，聊天时老师提起学校有一个管理系，在招外专业报考的研究生，问她要不要试试。

虽然那时还不知道管理学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她觉得这个专业听起来还不错，于是，1982年初，距离研究生考试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刘丽文带着两本从北方交大管理系找到的课本回到山西老家，一边等待分配，一边拼命看书。

考前填报报名申请表时，她惊奇的发现还有国内国外之分，“我心想国内录取就不错了，想都不想就填了国内”。但巧的是，也和高考录取时一样，报国外的很多人分数不够，于是就从报考国内的高分考生中挑选，刘丽文老师又一次被命运之神挑中，在教育部的统一分配下，被公费派往日本留学。

临行前，刘丽文和其它准备赴日留学的同学们一起，到位于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集训半年，强化日语学习。教她们的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的老师，很擅长教从来没有日语基础的人，让你半年时间基本能够满足在日本上课的需求，学习强度之大也可想而知。

“在长春的半年，我们从来没有逛过任何景点，临近结业时才和日本老师去了一趟南湖公园，半年下来，根本不知道长春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学习快结束时，教育部想试试大家对日语的掌握程度如何，就从日本请了三个老师，模拟上了大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和高等数学等三门课，当时刘丽文觉得好象听懂了，但一到了日本，“所有的课就又都听不懂了”。她后来才明白，开始所谓的“听懂了”，其实是因为课程内容学过，“猜也猜懂了”。

“很着急，所以我就加强预习，但当时日语的阅读速度慢，而阅读量又很大，预习行不通，怎么办？后来我就试着把课都录下来，可不到一个月，磁带攒了一大堆，根本没时间听，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跟。”刚到日本的第一年，语言上的障碍让刘丽文过了一段辛苦日子，但挺过第一年后，她开始有了一种“比较自如”的感觉。

刘丽文在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学习五年，拿到了经营工学科硕士和系统工学科博士，也体验了一种与国内大学截然不同的生活。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较少，一个大学只有两三个，驻日大使馆里有一个教育处，对留学生很关心，那里的工作人员能叫上每个留学生的名字，留学生们去东京开会，可以吃住在使馆里，就像家一样。而留学生们虽然来自国内的不同大学、到日本又分散在了不同大学，但彼此之间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聚会，女生们有时还帮男生做饭。由于是公费留学，也用不着为学费操心，所以在日本读书的那几年刘丽文老师过得简单充实，全部精力放在了学习上，也没有太强烈的想家的感觉。

博士毕业时，她的导师可以得到一个助教的名额，问她是否想留在学校工作一段时间。但刘丽文一心想离开大学，换个环境，因为留学五年，刘丽文已经充分了解了日本的校园生活，她还很想了解在日本工作的情况，于是来到位于东京的一个日中经济法律中心，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半。

新的工作的确给刘丽文带来了很大的新鲜感，也极富挑战性，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刘丽文已逐渐能在公司里独立地做一些项目，但在她的潜意识里，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在日本呆一辈子，“我总有一种要回来的感觉，但何时回，回国后去哪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计划”。“我觉得我这一生中几次重要的转折都不是我自己想要怎么样，而是命运推着我向前走”。

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留学生会馆，刘丽文碰见一位清华大学力学系的访问学者，闲聊中，刘丽文说起了自己目前的情况，这个老师就非常坚定的对她说：“你应该来清华，清华新成立了一个管理系，挺缺人的”。由于并不急于考虑回国的事，这些话她并没有放在心上，“可这个老师非常认真，临回国前，又到东京找我，执意要带一份我的简历回去”，盛情难却，刘丽文就给了她一份简历，谁知没过多久，清华人事处就给她来信，邀请她回国工作，“当时工作特别忙，也没好好想这事，那封信也就放下了”。但也许真和清华有某种不解之缘，一天，刘丽文接到大使馆的电话，让她去参加晚上的一个聚会，刘丽文就约了几个同学前往，去了后才知道，是和教育部组织的各大学赴日招聘代表团联欢，其中就有清华人事处的处长，“那个处长很诚恳的跟我们这些留学生谈，意思就是欢迎大家回国，留学生们七嘴八舌的问给房子吗，待遇怎么样？清华人事处的处长把大家提到的这些都一一认真记录下来。”“还记得当时提到房子时，清华人事处的处长说，可以给大家解决一个筒子楼，当时一听就很害怕，纷纷问什么是筒子楼啊？人的要求是在不断提高的，刚到名古屋时也是住一个简陋的小破房，但到东京后，

因为有收入了，住房及各方面的条件都大大改善，一想到又要回到以前那种生活，心里难免有点打怵”。这次聚会结束后，刘丽文接二连三收到寄自清华和清华经管学院的信，让她记忆尤其深刻的是，当时担任院领导工作的李子奈老师给她写过的一封诚挚邀请她回国的信。“我挺受感动，感到清华是在认真欢迎留学生回国，并为此在尽力采取措施、创造条件。尽管当时清华给留学生的待遇无法和国外相比，但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在为留学生尽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开始想是不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回国的事了”。1991年秋天，刘丽文回到了祖国，正式加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由于当时“六四”事件过去刚刚两年，为我送行时好多人都说我现在回去挺有勇气的，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勇气，我的想法其实挺单纯：既然自己本来也没打算在日本长呆，现在清华很真诚的欢迎我回来，说明人家是用得着我的”。

三次重要的人生转折，又都没有刻意的安排与设计，与之相反，甚至还有些戏剧性的巧合，当我甚至有些羡慕刘丽文老师的好运气时，她说“听起来我好像是有些幸运，但细想想，没有文革结束我就上不了大学，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要培养一批人的留学政策，我也出不了国……实际上任何时候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个地方呆下来 自然就要好好干下去

回想起在经管学院工作的这些年，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刘丽文老师感觉她的路走的很自然，“你在一个地方呆下来，干下去，就应该是这样，而且和年轻时追求新鲜刺激的心理不同，进入中年，更想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踏踏实实的做点事”。回国后，刘丽文老师一开始也没有想过自己想做什么，要做什么，她的博士论文偏向于运作管理，而学院在运作管理方面也缺人，于是就让刘丽文跟着潘家轺老师做这个方向，她二话没说就朝这个方向做了。“我出国差不多8年，那8年正是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8年，回国后我对国内的陌生感比刚到日本时对日本的陌生感还要强烈。”因为是出国后才学新专业，加之受日语汉字的影响，很多专业词汇用汉语表达就不是很准确，刘丽文清楚的记得第一次上完课，有的同学反映说“这个老师的中国话说的还不如外语好”，她突然明白：要想讲好一门课就必须用最地道的语言让学生听懂你的意思。“于是就像刚出国时拼命学习日语一样，我开始下功夫搞清楚那些术语”，后来她跟着潘家轺老师编一本书，需要查阅很多东西，刘丽文就参照书本将那些专业术语的英、日、汉三种表达全部搞清楚了。

“刚到清华的头两年，老教师们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比如徐国华、潘家轺、刘冀生等几位老师。徐国华老师带着我出去开各种各样的会，潘家轺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讨论各种问题，在他们的带领下，我开始迅速了解国内的有关学科领域和企业管理现状。刘冀生老师当时是我们的教研室主任，从工作、生活各方面也都给了我很多关照。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清华人，具有很深的清华文化情结，但与他们相处，我从来没感到过自己是外来人”。

谈到这些年所做的科研和教学，刘丽文说，“从学科的角度讲，这十几年以来，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相适应，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也在不断变化，管理学术界也在不断地探索和总结新理论新方法。你要想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这些新理论新方法，你自己必须先了解，所以你就要不断的跟踪这些发展，而且要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些发展，它的深刻背景在哪，动因是什么，同时还要思考中国企业是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区别在哪里，有无可能借鉴，如果不能，应该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想深入了，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方案，我就会去争取申请一些课题。课题研究的一些结果，我会带到我的课堂，传达给学生，这个过程每年都在继续，我的讲义也每年都在更新”。喜欢不断学习、不断挑战、不断求新的刘丽文老师说，作教师最大的好处就是这种创造性，让人的精神一直很充裕，不会产生工人反复做同一个零件时会有的那种枯燥感。

自认为比较懒惰的刘丽文老师不太爱申请什么科研奖，尽管她知道在目前清华的评价体系下，得奖对于提职称什么的还是很有分量的，但她觉得“申请一个奖得填那么一大堆复杂的表格，而作表格本身又不是什么创造性工作，尽管不是不可能得奖，但懒得去弄了”。但她也有属于自己的获得满足得到认可的方式，有时出去开会碰到一些外校老师，彼此介绍后人家会说“你就是刘丽文老师啊，我们学校开那门课都是用您的教材”。还有时，外校的学生会给她发来邮件，说“刘老师，您的那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她觉得这样就足够了。

孩子带给我的愉快远远大于他给我的负担

刘丽文老师近不惑之年才要孩子，孩子出生后，她突然觉得整个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小东西会约束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小孩两岁时，院里有一个需要去英国剑桥做的项目，跟我的专业非常相关，但没办法，你就是走不了”。怎么办？为了三岁时可以顺利送寄宿，刘丽文很早就开始给孩子做工作，反复跟他讲“所有的小朋友一到三岁就必须到幼儿园睡觉了”，孩子慢慢也就接受了，当他长到三岁、送他去寄宿幼儿园后，一看果然所有的小朋友都在那里睡觉，也就相信妈妈说的话是真的了，很愉快地开始了在幼儿园的生活。所以那几年里，刘丽文常常是周一早晨先把小孩送到幼儿园，然后转身直奔机场，周五该接孩子了，她返回北京，再从机场直奔幼儿园。而和先生把各自的日程本拿出来对照，错开彼此的出差时间在她们家也是常事……在孩子上寄宿幼儿园的那几年里，863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等，刘丽文的很多项目就是这么做出来的。“现在，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孩子仍然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刘丽文老师一脸幸福的说，“周末，只要有时间，我会带着孩子去颐和园后山爬山，秋天走得远点，去爬香山，夏天和孩子一起游泳，天气不好时带孩子看电影，很多活动都是和孩子在一起进行。回过头来看，他带给我的愉快远远大于给我的负担”。

当她说起这些家务事时，我忽然想起她读初中时的一段经历，当时干部下放，父母都到了农村，把她和几个姐姐留在家中，姐姐们已经上班，早晨走之前把饭做好，中午她一个人回到家中，捅开用烽窝煤封住的炉子热一下剩饭，但常常是捅半天火也着不起来，折腾一中午也吃不上这顿饭……。

兴许是这段过早独立的生活让刘丽文老师养成了坚韧乐观、从不怨天尤人的个性，和她聊天，听不到牢骚和抱怨，始终都是笑声和感激以及在生活事业中举重若轻的坦然进取，也许人生是个极其简单的过程吧，在一个又一个的转弯处，她只是顺势而行，轻松上路，真诚付出并珍惜获得，如此，虽然已过知天命的年龄，但我觉得对于这些精彩的女性来说：生命才刚刚开始下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