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获北京大学地质学与经济学双学位，2001年获北京大学环境科学硕士，2007年获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学位，随后回国任教，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曹静的学术之路，走的特别顺理成章。
“其实这背后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划”，曹静说，环环相扣的背后是“试”。
曹静本科学的是地质学，“我是保送北大的，当时觉得地质可以到处玩儿”。 但她很快发现，现实与想象并不一样，地质学更多靠实践，而自己更擅长“书本的东西”。大二时，曹静选修了法律，因为“师兄师姐都学这个”，学了一年后放弃了，“不喜欢”。大三时，她又选修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经济学第二学位，“CCER用的都是国外的教材，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海归，像林毅夫，海闻，宋国青，赵耀辉等，全是现在的大腕”。
这次曹静坚持下来了，大四时还拿到了中国经济学奖学金，“2000块，当时多大一笔钱啊”。但一直到临近毕业，她还是难以决定要做什么。继续求学还是投入职场？像许多学生一样，她选择了两手准备。
曹静报考了环境科学硕士，考了第一名；也进了宝洁的最后一轮面试，但并未被录取，原因是“学习成绩实在太好，不适合在企业工作”。她最终明确对学术的兴趣，还是在硕士期间。
回忆起这段经历，曹静感慨，年轻时一定要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点，哪怕花一两年时间来试，“这不是做十年，而是几十年的事情”。多试，不仅可以试出是否真的感兴趣，还可以试出是否合适。“有时你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更好，市场会帮你选择”，她进一步说明，“如果你真的特别适合在某个领域工作，别人自然会选中你；如果你试了半天也没被选中，可能性格上或某些方面不适合，就得赶紧转。寻找自己的兴趣点，选择最适合的领域”。
“我学环境经济学有比较优势”，曹静说，“只学经济学的人学不好环境经济学，因为科学基础不牢靠，地学的基础给我弥补了科学基础这块”。
2000年，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和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温室气体减排成本与协同效益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ncillary Benefits and Costs of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首次明确尝试将 “协同效益(co-benefit)”运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概言之，是指传统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有着密切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基于不同的选择，减排传统污染物质的措施可能增加或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可能增加或减少传统污染物质的排放；应该而且必须在政策角度将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统筹和协同考虑。其时还在北大攻读环境科学硕士学位的曹静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新领域可能的研究潜力与广阔的应用前景，开始切入，“当时中国做这个的还很少”。
凭借 “贵阳市节能减碳政策带来的协同效益”这一项目计划，硕士生曹静独立申请到了第一笔国际科研基金，大概有20多万。
从硕士阶段开始，曹静就气候政策(climate policy)的“协同效益”这一视角，做了整整十年，“我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中有一章是关于气候政策的协同效益，回国后又继续做空气治理(air pollution control)，如‘十一五节能减排’、碳税政策、环境税政策，里面都做了一部分的协同效益”。
十年前气候政策的“协同效益”在学界关注寥寥；如今，中国环境保护部已正式将这一问题纳入政策考虑范围之内，开始关注多污染物的共同控制。曹静说，这个大浪潮中，她很高兴自己能起一部分作用。
“环境科学最重要的一点是政策含义（policy implication）非常明显，这是由学科特点决定的”，曹静说。她的研究导向很明确：现实最需要什么，她就对什么比较感兴趣。同时，她强调科研的预见性，“要做未来一些的”。曹静对“协同效益”兴趣的下降正源于此，“虽然‘协同效益’国内很多人都在跟着做，但信息已送到环保部了，政策上也有反映了”。
“交通排放污染”是曹静的一个新关注点。“中国北京、上海的大城市，雾霾天气主要是由交通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导致的混合型污染。”曹静从今年开始切入这一领域，“会从燃油税起步，继续这方面的研究，还会做其他，如限行政策、汽车限购与拍卖政策比较、机动车排放控制政策等等”。
“居民能源消费”是曹静的另一关注点，“从中国家庭能源消费估计需求，看环境政策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影响”。曹静说，其中的碳税、环境税她从博士阶段就开始做了，原先聚焦在宏观层面，“现在的研究是将宏观模型和微观的家户微观实证结合在一起”。
曹静对电力行业也很感兴趣，“中国新装了很多燃煤电厂，但效率比美国低很多，虽然技术上可能达到了，这是什么政策导致的？风电投资是否合理？”
谈到学术之困，曹静说：“做研究需要有耐心。有时需要等数据。数据太短，就得等长一点，数据不好，就得等好的数据……花几年做不出来，很常见。” 平常心也很重要，“文章被毙、被接受都很正常；有项目，没项目，也很正常……成功了不要太高兴，失败了也很正常，觉得有意义就去做”。
这份纯粹，也许是支持曹静学术上高歌猛进的最大动力。
想象这样一堂课：学生们被分成若干组，每组代表一个国家，每个国家被给定了不同的碳排放量和减排成本，并彼此互不知晓。在碳交易可全球流动这一假设背景下，各小组被要求寻找最合适的交易对象，达成利益最大化。这一气候变化谈判的模拟演练，不仅要求学生们对于碳交易知识的娴熟于心，也锻炼了学生们的谈判能力。
这是曹静开给清华经管学院大三学生、全英文《环境与资源经济学》课堂的一幕。“我喜欢互动式教学”，曹静说，“我不喜欢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认为课堂不是老师一个人的课堂，也是他们的课堂”。她认为，“上课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灌输知识”，更关键的是学会“如何学习的能力”。
这一原则贯穿在曹静开设的所有课程中。在曹静的课堂上，时间往往被一分为二：一半由她来讲，主要是基础知识；一半留给学生，从场景模拟、管理游戏、辩论比赛到小组展示、论文陈述，她总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灌输思维的能力”。来自学生的反馈非常积极，“体会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选了绝不水，绝不后悔”。
曹静很享受教学。授课之外，她还组织了一个环境经济学领域的学生组会， “只要对这个领域感兴趣，都可以参加”。这个七、八个人的组会，每周五聚一次，每次一到两个小时。“非常informal的组会”，曹静说，有论文进展讨论，技能传授，idea分享，“有点头脑风暴”。有时学生也会把还不成熟的新想法拿到组会上讲，“讲一下，看能不能做，不能做就赶紧死掉。一般被毙了十几个题目后，想了一个更好的题目”。
这个组会给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分享的平台,“学生读书、考试，是单独的个体，有时他们会找师兄师姐问。这个组会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各个年级都有，信息比较多”，曹静总结。
“曹老师是一个慷慨无私的老师”，参加组会的一位博士生说。她甚至会帮学生找数据、找文章。
谈到教学，谈到学生，在说到会心处，曹静一贯平和舒缓的语调，也会有小小的波动，正如她谈起学术的兴奋。环境经济学、大学教授，这正是最适合曹静的选择。（撰稿 郑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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