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武祥——在金色的田野里耕耘

有一句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教育肯定可以由内到外影响和改变一个人，而不同的教育也会在我们身上留下不同的印迹，就向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只是用了不同的线条和色彩，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观。如果朱武祥老师如他儿时的梦想一样学了建筑，成了一个建筑师会是什么样子……蛮有意思的想象……上帝造人时也许给了我们很多件衣服，全看我们在经意不经意时挑中了哪件。

五岁开始描红 高考时想学建筑

依朱武祥自己的意愿，高考第一志愿他会报清华大学建筑系，五岁开始练习描红和绘画，童年时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周末把写好的字拿到离家十多公里的县城，请父亲的小学老师批阅，写的好的字老先生会用红笔圈出，不好的要拿回去重写。做地质工作的父亲每月回家一次，例行工作就是检查给儿子布置的一天一张的描红，少一张就说明偷了懒，一天天练下来，朱武祥的字画在当地已小有名气，处在文革时期的童年，镇上批林批孔批邓的大字报小字报和刊头画成了他的用武之地。小学毕业后，他进了地质队子弟学校念初中，两年后转到了县重点中学，直至升入大学一直保持着第一名的成绩。

1982年，改革开放刚刚兴起，许是受当时经济思潮的影响，父亲给朱武祥填报的高考志愿上首选了经管系，而那时的朱武祥一心向往着背个画夹满世界逛的游历生活。在他看来，搞建筑设计的人，工作和生活都是可以旅游的。于是初入学时，朱武祥想过转到建筑系，但当时转系十分困难，所以只好忍痛放弃。

回忆这段经历时，朱武祥说话的语速很快，仿佛要在瞬息万变的时空中捕捉住什么，这个三十八岁的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除了学者特有的持重，还多了金融人士的务实和精明，时常用“成本”“风险”“配置”等专业的词汇来表达对工作和生活的看法——几乎看不出一个建筑和旅游爱好者闲散淡然的痕迹。问及是否有些遗憾，他笑答：当建筑师完全是另一种感觉吧，这个没办法假设。

对于金融 至今仍处于一个学习的过程

朱武祥的本业并非金融，作为清华经管第三届本科生，他学的是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这也是经管学院当时唯一的一个本科专业。八十年代初，整个国家自上而下都在倡导管理方法的科学化，经济学也很热闹。朱武祥清楚的记得大学录取通知书里那个长长的名字——“经济管理、数学及计算机应用技术”，并不知道这个专业倒底是什么。他将其概括为“与时俱进的一个产物”。

五年后，朱武祥被保送读研，但由于成绩没有进前五名，达不到推荐本专业硕士所要求的标准，所以他没能在管理信息系统领域继续读下去。而当时经济学在国内很火，于是他又一次与时俱进，选择了经济学专业读硕士。硕士毕业时他最想去的地方是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在此之前他对这个发展研究中心有过接触，对那种边试验边研究的方法非常欣赏，也很喜欢他们那种面向实际、推进体制改革的研究风格。但由于六四学潮，那边的工作停滞，朱武祥就留校在经济系任教，随后担任过研究生工作组副组长、组长。

朱武祥说自己的初衷并不是很想在学校发展，他更想面对实际搞一些研究，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来源于实践又能回馈于实践，他觉得这种工作更有意义 。

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 ，朱武祥经同学介绍，到建行北京信托投资公司参加了一段时间的股份制改造。有一次在院办听赵纯均院长说，学院考虑到金融发展很快，决定成立国际金融与财务教研组，朱武祥就决定到这个教研组。教研组由刚刚从加拿大学成归来的陈小悦老师负责，隶属于国际贸易金融系，赵家和老师任系主任。选方向时考虑到自己与企业接触稍多一些，在赵家和及陈小悦老师的建议下，朱武祥选择了公司财务。

朱武祥说，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金融是什么，也不知道公司财务是干什么的，等于是重新学习。

重新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尽管有了那么多年的知识积累。在朱武祥看来，最大的困难是可参考的资料太少。朱武祥记忆犹新的是，199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书店花了132港币买了一本公司财务教科书就如获至宝一般。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刚刚兴起，对于金融这一领域，一些东西仅仅看书很难理解，这个全新的领域对于那时的朱武祥来说，类似于一个懵懂的孩子看世界，许多玄妙的工具或是术语影影绰绰的在他眼前飘来飘去，就是没什么实感可言。

正因如此，这个重新学习的过程才显得格外漫长。朱武祥认为，从1993年到现在，他一直都处于一个学习过程，只不过这种学习有不同的阶段和侧重而已。1993年到1996年是到处找书看，学院图书情报中心有关公司财务的英文书几乎看遍了。但这种学习只是为了把书教好，也就是自学教书，边学边教；1997年作为第二批访问学者被派往MIT进修公司财务课程，当时只是希望回来能够胜任IMBA的教学要求，没有其他预期。在MIT他除了选修一些和公司财务相关的课程，大部分时间都泡在MIT Sloan管理学院的图书馆里，常常是看到一本不错的书，就大量复印。MIT规定一本书的复印不能超过二十页，朱武祥也顾不了那么多，他自嘲那种感觉就象偷东西一样，只要有点用就大把大把的往怀里装。也正是这一段久旱逢甘露般的集中充电，让朱武祥对金融和公司财务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他终于对这种研究倒底是干什么的大体有了一个感觉。从MIT回来后他就开始有意识的对研究方向和方法有所调整，开始将自己理解了的东西加以引进并结合中国的问题做一些的研究。1999年开始，慢慢有了一些成果。所以，这个阶段他觉得一直是在学习如何做研究，到现在只能说对研究有了一些感觉，知道研究该怎么做了。

职称只是学校给的一个名分 研究才刚刚起步

在许多人看来，朱武祥似乎是经过了学习阶段的蛰伏，立刻就踏上了一条事业的快车道。实际上近几年他也的确成果颇丰，仅去年一年，朱武祥就在国家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七篇论文，去年晋升为教授，今年9月，又评为博士生导师。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功利上的追求大体都已实现，即便是无所作为，也足以聊以自慰了。而朱武祥的态度既淡然又实在。他说：我这个年龄评上教授只能说大学的职称评定正在恢复到正常状态。因为我的老师们大多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耽误了10多年。我本人属于过渡阶段的人，过不了多久，会有更年轻的教授。朱武祥认为，职称只是学校给的一个名分 研究才刚刚起步。评上教授以后，做事可以更专心，不必再为论文发表的数量发愁，也不用为发表在什么地方而伤脑筋，真正把专业作为事业，可以更充分的关注所研究的问题是否真正有价值。

对于成果上的高产出，朱武祥觉得这与他所从事的这个领域要求信息公开有关，数据条件比较好，各种中介提供许多供研究用的数据库，使用起来非常便捷，加之有许多优秀学生的配合，所以从问题的发现到加工过程就比原来快了许多。朱武祥说，未来几年，将有更多的研究成果。

朱武祥认为，经济管理各个领域都是比较好的题材，有些题材可能比较难收集数据，比如营销，因为企业非公开的机密数据太多，所以数据收集起来比较困难。但随着证券市场发展，监管力度和信息披露增强，公司财务方面的公开数据日益增加。但他也认为，对公司财务研究来说，这些公开数据好比冰山上显露的部分，不能完全代表公司的真实情况，还有三分之二隐藏在冰山下面。朱武祥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做了不少案例研究(Clinical Study)，通过与企业沟通多了，尽可能了解冰山下隐藏的部分。而其它领域可能连冰山上的部分都很难找到，所以相对其它领域，金融研究可能更容易找到数据的支持。

朱武祥认为，以前对案例分析心里没底，一是认为这种研究方式不是主流方法，层次低；二是觉得数据很难搜集。后来到国外访问进修时，意识到这也是公司金融研究一种有效的方法。朱武祥认为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说：当你找到感觉时你对一个问题会比较敏感，同样一个事件你会很快从专业角度、理论的角度去看去分析。

说起他的研究，朱武祥浑身都洋溢着热情和活力，他是那么投入的向我介绍着，仿佛想让我和他分享他的快乐——于是我更加坚信：执着的做事并有所成就，会让一个人由里到外的焕发出一种光彩。

为了使和我这个不懂金融的人交流更加顺畅，朱武祥老师按照资源配置的理论对金融作了一个通俗的解释，他说金融就是金融资本的优化配置问题，更多的是要处理未来预期，关注风险以及风险和收益的关系，从而可以衍生出很多配置风险的工具，如债券、股票、可转换债券等。

朱武祥认为金融市场衍化分三个阶段：银行系统、银行与证券市场并列，以及以证券市场为中心。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有效分配经济发展中的风险。我国刚刚进入银行证券市场并列的初级状态，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非流通股流通等。所以虽然说自己已到中年，但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处于青少年状态，值得做一辈子，而且他也乐意做一辈子。

习惯了学校的价值评价标准 未来没有完全投身实务的可能

在我看来金融是一门致用性很强的学科，如果朱武祥愿意，完全可以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益。但朱武祥老师认为，金融活动本身更容易见到经济效益，研究却不见得。金融和其它专业一样都是解决问题的，比如营销和战略，也产生效益，但它们可能延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金融的时效性很强。比如融资或是并购，会很快产生效果。而研究主要是解释问题，解释问题时效性就不见得那么强。

但无论是实务还是研究，这个领域应该说都是炙手可热的。事实上，朱武祥有很多业界和社会兼职，有过扬帆下海的机会，他也的确曾动过投身实务的念头。尤其是在1992至1994年，股票市场炒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社会上有很多聘请境外投资银行作的关于股票发行、并购重组、估价的培训，而学校里看到的只有那些教材，各种信息比外界还要少。当时的朱武祥有一种危机感，感到在学校做这一行似乎要贬值，于是就常去一家证券公司，参与股票发行，每天结交不同的人，参加各种新闻发布会和酒会。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虽然当时并不是很看重这些外在的浮华，但确实有一种与股票市场一同发展和进步的感觉，很有意思。如果那家公司继续以一种很好的势头发展下去的话，自己很有可能会选择投身业界，但后来出现了一些变故，公司没能继续运作下去，所以他就减少了这些活动。

对于未来，朱武祥认为没有投身实务的可能了，但出于研究和教学的需要，他会与业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的研究刚刚上轨道，真正对此产生了兴趣，由衷地觉得这是一件值得付出很多时间去做的事情，而且在清华经管学院，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也是难得的人生乐趣。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个年龄出去比较尴尬，因为研究和实务毕竟是两码事，这两种职业都有它们各自的路径依赖，实务里的很多东西他不一定了解。而且公司里的考核标准肯定不同于学校，是否成功不光取决于专业素养，还取决于渠道和关系，当然这并不是坏事，但在学校这么多年没有培养起这些东西。习惯了学校这种更为独立、简单的工作方式，从这种方式中已经找到了乐趣的朱武祥认为，改变和重新适应的成本太高。他说：“人要换工作无非是想找一种新的价值实现，我觉得在学校做研究也是一种价值实现 。”

对于那些业界的兼职，朱武祥认为主要是有助于了解公司运作实际，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当然，有时候也顾问一下，但不是为企业咨询。他深感在与企业高层的沟通中获得到了对商业的理解，发现学术研究题材，印证学术研究结果。他觉得为业界出谋划策是为企业的决策服务，是解决问题，这是专业咨询公司做的事情，并非学术研究。朱武祥希望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能够简单一些，全部围绕着研究工作而展开，并不希望做很多能力以外的事，他说：花很多时间做以前积累并不够的一些事情，即使有经济效益，但往往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并不值得。

出乎意料的是，朱武祥居然也没有想过要使自己的研究对政策产生一些影响，他的理由是：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并不等同。学术研究往往化繁为简，其成果对政策制定可能有启示，但政策研究更复杂，国家有专门的机构做政策研究，教师的职责是传道解惑，教书育人，而且公司财务领域是很微观的东西，不容易对国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容易产生什么惊心动魄的结果。当然毕竟我们国家处于一个变革时期，希望自己的研究对这个领域的建设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并不奢求，因为学术研究也是有分工的。

作为一个在清华里土生土长的教师，朱武祥说自己一到校庆时会很自豪也很激动。他认为清华大学最值得自豪的地方就是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觉得一生能在清华受教育是人生轨迹中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是一种荣耀，而整个经历都在清华度过感觉既有特色也很完整。此外，他还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朱武祥说学校目前的大环境和学院的小环境都非常好，金融研究也日益规范，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没有理由不努力做好。

后记：采访即将结束时，朱武祥老师谈了一些他童年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小时候是镇上的少数商品粮户口人家，但外公外婆家有自留地，所以农活差不多都干过，还要担水劈柴。冬天早晨总是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给外公买油条，很不情愿；夏天很早要浇菜地，一整片的辣椒、蔬菜地都要浇透……说这些时，他的语调轻快活泼，年少时早起的不情愿早已成了今日回忆的快乐。我在想，一个人的成长真的只是一些让我们记住的瞬间吧，象阳光的碎屑，一闪一闪的时候，生命已经不知不觉的划过。不知道过去若干年，朱武祥老师回忆起今天所做的这些，又会怎样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