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3月6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陈锡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围绕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等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其中，全国政协委员、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就“平衡经济稳增长与去杠杆之间关系”、“实体经济降成本”、“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以下为钱颖一院长答记者问的全文实录和视频。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记者会现场

左起：钱颖一、杨凯生、厉以宁、陈锡文、常振明

稳步推进“去杠杆” 不会在短期内剧烈调整

华尔街日报记者：请问钱颖一委员，我们知道，今年中国政府特别强调经济的稳定，与此同时也将会加大措施减少经济之中的债务，但是这两个目标有的时候是冲突的。比如说那些强有力的去杠杆措施，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会影响稳定。因此，请问钱委员，您作为智囊，您如何向中央机构尤其是央行提出建议，如何平衡经济稳增长与去杠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钱颖一：从经济学上来说，在短期稳增长和去杠杆之间会有一定的张力。昨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立了今年非常重要的战略导向，就是稳中有进，所以稳定是第一重要的。同时，去杠杆是“三去一降一补”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所以在政府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时候，在去杠杆这方面，首先会稳步推进，不会在短期内剧烈的调整。第二，在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确的提出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对稳定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第三，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政策，叫积极的就业政策。这个政策对稳增长也是非常重要的。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企业运营非常重要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钱委员，我们知道，实体经济发展主要靠制造业，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成本问题是困扰一些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的难题。去年全国政协就实体经济降成本问题进行了监督性调研。请问钱委员，调研的结果如何？有没有发现哪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下一步该如何发力呢？

钱颖一：关于降成本，政协在过去一年组织了多次调研，到广西、重庆做了实地调研，也到其他六个省市做了书面调研，有很多非常详细的调查结果，全面地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税费方面的成本以及各个方面的成本，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调研，也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我在这里想强调一个方面，因为在这之前，关于降成本有了很多报道，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建议。我强调一个方面，除了我们容易看到的生产经营性税费方面的成本之外，还有一部分对企业运营非常重要的，经济学中叫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那些与合同签订、实施以及产权保护相关的成本。这些成本往往不是直接取决于价格参数，但是它取决于我们的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等等。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把它叫做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可以度量，而且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这里面有几个例子。一是我们对产权保护制度的落实极其关注。去年11月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最高形式的文件发布的一个顶层设计，第一次提出，所有产权形式都要全面保护、平等保护、依法保护，并且有很多具体的意见。比如说对以往产生的与产权相关的历史案件一定要解决，这对企业家们的产权安全预期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再比如，特别强调政府在守信践诺方面一定要守信践诺，特别指出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对创新经济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这是降低交易性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比如要素市场。要素市场我们关注的是要素的价格，这对企业的生产成本有直接影响，不过要素市场中很重要的要素获取合同等方面的交易成本。比如说劳动力，不仅仅工资是成本，“五险一金”也是成本，包括劳动合同的签订、实施、调整，所有这些都会有很多交易成本。在这方面，劳动力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如何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们还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所以在这方面，不仅仅是价格问题，不仅仅是工资问题，也不仅仅是“五险一金”方面的调整，而且跟交易成本很相关，特别是现在工资上涨，这是供求关系的决定，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下降，完全可以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建设能够改变的。再比如获得资本，利率是成本，但是信贷市场的运作、资本市场的运作，这就是制度问题，降低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同样是企业非常渴求的。某种意义上说，融资贵是价值问题，但是融资难就是交易成本的问题。所以在调研中有很多建议，我想强调一条，除了显现的和价格要素相关的成本之外，我们要非常重要的关注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这方面一靠改革，二靠法制。

提高教育水平对实现人才红利至关重要

中国青年报记者：请问钱委员，我们之前听到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人口红利，我们要转变过去的发展模式，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您既是经济学家，也在从事高校的相关工作。您觉得中国如何加快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钱颖一：谢谢你的问题。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是必然的，同时也是一种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供给侧的主要推动力就是在于能够不断持续的释放人才红利。在“十三五”规划中专门有一章就是讲人才发展战略，确立了人才发展的整体框架，这是有深刻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11年开始，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2012年开始，劳动力的绝对数目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也看到，人口红利逐渐下降的另一个证据是工资增长速度比较快，在过去几年都超过了GDP增长速度，这是一个现实。但是我们也要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国人才红利的潜力是非常不得了的。2015年，我们国家高校在校人数是2700万，现在每年高校本科专科录取是700多万。高校的所有在学学生包括在职学生有3600多万，所有这些数字都是全球最高的。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40%。有意思的是，这些快速增长是在过去十几年发生的，因为在1998年时，高校每年招生才100万。这就意味着在目前阶段，我们劳动力中的教育水平还不是那么高，但是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十几年会有非常快速的增加，因为这有一个时间间隔在里面。因此从数量上来讲，我们的人才潜力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光有数量还不行，还要有质量，这就对教育质量的要求更高了。

说到人才红利时往往有一个误解，通常我们说人才的时候，往往集中于说杰出人才或者拔尖创新人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才不仅仅是杰出人才，在供给侧增长的推动力中，人才进入增长有两个方式：一是人力资本。指的是全社会中的普遍教育水平。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由于人的创造力而实现的技术进步等等。这两个方面，人力资本也好，全要素生产率也好，都是由人才推动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人才红利需要两方面发力：一方面，需要在拔尖创新人才、人的创造性方面应该大力提高。另一方面，作为全社会，在现有基础条件下能够培养大量的、各种层次的有技能的人，这都是人力资本的部分，我们需要在这两方面加强。说到底，人才红利要想实现，非常重要的还是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教育受到全社会的关注，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变化所要求的。人才红利、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很不一样的方面就是物质资本投入马上可以见效，但是人力资本不是，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水平的今天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明天，它有一个时间的过程，但这更进一步说明，为了实现人才红利，提高今天的教育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答记者问

记者会最后，广州日报记者向杨凯生委员提问当前去杠杆的难点和重点。在杨凯生委员回答后，钱颖一院长也补充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钱颖一：华尔街日报的问题和这个问题正好相关，华尔街日报记者的问题是说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去杠杆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补充一点。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很多是来自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那里的去杠杆，很重要的是消费者杠杆。消费者杠杆里面去的很大、很快的话，确实对需求方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由来。政策方面除了积极的宏观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就业政策，这是指宏观政策。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中国杠杆高的性质与不少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主要集中在企业。而在企业去杠杆与消费者去杠杆是很大不同。比如企业去杠杆，你可以用的一个工具是债转股，它可以在去杠杆的同时并不巨大的减低需求，这跟消费者的，比如房屋贷款去杠杆的下降导致需求的减少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同。在这点上，我们往往看到国外经验教训的时候，容易比较直接的类比到中国的企业。刚才杨委员讲到的企业去杠杆问题，我想和宏观稳定问题是直接相关的，我作一下补充。（供稿：沟通办 责编：刘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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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政协委员谈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记者会（央视网，2017年3月6日）

钱颖一：稳步推进“去杠杆” 不会在短期内剧烈调整（新华网，2017年3月6日）

钱颖一：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企业运营非常重要 （新华网，2017年3月6日）

钱颖一：提高教育水平对实现人才红利至关重要（新华网，2017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