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的早晨，远远看见陈晓老师拎着一个大包从伟伦楼走向舜德楼，走向他熟悉又热爱的课堂，清晨的阳光洒在他的肩上，跳跃着伴他一路前行……此情此景，让我突然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你不知道生命会将你带向何方”。

陈晓，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会计系教授、系主任。身材魁梧，总喜欢戴一副宽大的黑框眼镜，给人一种敦厚严谨的学者形象。

曾经怀惴工程救国的理想

陈晓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几经辗转来到了湖北武汉一个叫黄陂的地方，陈晓也就成了农村里出生和长大的孩子，直到大学毕业才举家搬回城里。

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年仅15岁的陈晓就参加了高考，用他自己的话说“考的还不算太烂”，但因为年龄太小，想读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就放弃了。谁知次年化学考砸了，父亲问他：你还考不考。他答：不考了。父亲又说：既然不考了，化学不好就补化学吧。于是陈晓就报了一个化工类院校――武汉化工学院，学习了四年化工机械。

陈晓说，八十年代初期，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但自己从没想过要去学习物理或是化学，那时对于很多热血青年来说，“管理”这个词，更多只是官员们的事，相较他们深厚的“工程”情节，管理显得虚幻而无用。陈晓从小就梦想做工程师，生活在艰苦的农村，看多了镰刀锄头之类的简单劳动工具，偶尔有一个拖拉机从学校门口经过，陈晓就会对着这个会犁田的宠然大物研究半天，也正是少年时对工程力量的这种最初体验，让陈晓有了科学救国的思想，而在他们那代人看来，科学救国更多的就是工程救国。

开始想学一点管理

有着工程救国梦的陈晓，大学期间一直想考工程类硕士。临近毕业时，武汉化工学院被国家化学工业部接管，学校选派4个毕业生到化工部工作，陈晓作为其中之一，到了化工部机械制造局（后来叫中国装备总公司）工作。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化学工业部权力很大，所有的投资，所有的机械设备的生产、分配甚至运转都要到这里决策安排，而在这个过程中，陈晓看到了因为管理而导致的效率低下和决策失误，他开始懵懂的意识到中国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工程技术的落后：工程救国固然重要，但并非最重要。这时的中国社会也恰好吹来了所谓的第三次浪潮以及新技术革命，引进了一些管理科学的概念，陈晓依稀觉得自己应该学一点管理。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管理学科内容少得可怜，即使有也只是一些生产力布局、工业经济之类的，工程学背景出身的陈晓不愿意学这些死记硬背的东西。1987年，中国科学院在美国一个基金会的资助下，办了一个硕士项目，不惜重金请美国经济管理领域的教师授课，而且入学考试不考文科科目，只考数学、物理和英语，入学后要求将国外的经济学、统计、市场营销和管理的知识全部原汁原味吸收，陈晓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该项目在北京只招4个人，70多人参加考试，陈晓又一次成为幸运的四分之一。

陈晓回忆说：“那时候上课很不好意思，老师讲股票，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股票；讲债券，也不知道什么是债券；讲那些财务会计，我们只知道国内的簿记，也就是用本子记账，更看不懂那些财务会计的书籍”。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东西对于当时的陈晓和他的同学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但也正是这次略显尴尬的学习经历，不仅让陈晓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整体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偏移。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过去，陈晓觉得他们这批人，在那个时代学到的这些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这个合作项目的确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比如联想的郭为，美菱证券的董事经理，前加乐福财务总监，……还有一些人象陈晓一样做了大学里的教授。从中受益的陈晓，又将这种形式运用到了后来会计系的建设中，如会计博士项目的建设就是受了当年这种教学模式的启发。

1989年，陈晓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学的那些股票和债券知识依然不能运用于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由于以前在化工部工作的经历，内心还有一些政府机关的情结；又因为看不到市场，觉得只有政府机关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对国家有所帮助，于是他选择到了劳动部工作。在读研究生期间，陈晓开始并没有想过出国，但80年代末，正是大学生考托考G正开始疯狂的时候，号称什么托派机派的，陈晓虽然懵懂，但也不想落于人后，托福和GRE的成绩不是很高，但也过得去。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在杜兰大学的同学问他有没有GRE成绩，说那边有录取名额，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填了留美的申请材料，谁知竟然被批准并获得了奖学金。陈晓想：出国看看也没有什么坏处。于是就从劳动部辞职，到了美国杜兰大学。

杜兰大学 人生中的第二故乡

陈晓在美国呆了将近七年，他说：七年，人生中一个不短的时期，称得上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了。在杜兰大学求学期间，他从书本上比从教授那儿学到的多，从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中学到的又比书本多。

初到杜兰，陈晓想往宏观经济学的方向发展，而且当时杜兰的宏观经济课程讲的很好。然而，一涉及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时，就感觉没有可以推销自己的市场。陈晓将经济学比作阳春白雪，而他自己比较喜欢Action，并且自嘲说：“没有做经济学这种高深学问的细胞”。陈晓说直到现在他的很多学生还有误解，认为经济学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其实不然，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一些基础理论，它可能会对未来三四十年有用，但不见得对现实有用。

尽管如此，陈晓还是觉得系统的学习经济学一百年来积累下的知识，对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很大的丰富，尤其是相较于国内经济学理论的支离破碎和毫无感觉，他在杜兰大学的学习显得更加直接和鲜活，可以马上通过美国社会观测得到。比如经济理论如何运用到行政部门,如何影响美国社会的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劳工政策，如何与政治生态联系在一起，美国的经济机制如何运转，美国社会结构与我们有哪些不同，他说毕竟我们的经济水平和美国差得很远，美国有两百年的市场经济历史，是公认最好的经济体。观察美国社会，就能帮你归国后看的更远。你就会经常做这样的反思：目前在中国看起来理所当然的现象，以后就未必合理。这种七八年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在陈晓的脑子里固化下来，势必让他归国后常常戴着批判的眼光看待现状，而又不能立竿见影的改善时，陈晓说自己的内心就会有一种痛苦，但在政府机关前后五年的工作经历使他清楚的了解了中国政府和社会的运作机制，也知道中国的事情急不得，但他强调说：“不能认为现存的东西，未来也是合理的，我们要把一个东西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一要考虑移植的过程有多快，二要考虑应该通过什么路径”。

谈到目前在国内会计领域普遍存在的假账问题及其它一些经济现状，陈晓说，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关键在产权上，美国的产权很清晰，法制社会很健全，我们国家正好倒过来，产权不清晰，而且法制环境不健全。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国有控股的性质就决定国家这个大股东对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缺乏约束，监督非常有限，我们的银行体系也不是一个真正商业化的机构，作为债权人对企业的约束也很有限，出了问题以后，由于法制机关也不是很健全，就靠行政来摆平，大家还是依赖政府。

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培养的会计人才对市场经济没有太多的理解，看政府怎么反映比看市场更多一些，对上级负责比对市场、对股东、对债权人负责更多一些，造成对信息失真问题缺乏应有的敏感和监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民营企业在向国有企业转变的过程中，处于原始积累状态下的部分民营企业为了达到偷税漏税、骗贷款的目的，也会做假账，所以在中国做假账的土壤十分深厚。

陈晓说假账就象杀人放火一样，犯罪率再低的国家，也难免会发生，但在我们国家发生的频率和程度更严重。他认为，这是中国在转轨经济时期的必然现象。学者的使命就是通过研究这些现象，让它们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程度越来越轻。陈晓希望他们所做的研究，对决策者、实务界及业界精英提供一些参考，让这些研究成果转变成一种常识，使政府决策、精英决策、财务决策更加科学，倘能如此，类似会计做假的事情会慢慢少下来。

想付诸于Action，为国家做事的陈晓认为中国要改革，整个社会的公共财政就要改革，于是他就学税务，做地方税务的研究，而越深入研究就和企业结合越紧密，到博士三年级时，经导师同意，他干脆就到商学院去上课，去了以后他发现自己很适合。临近毕业时，美国的就业市场用陈晓的话说“好的一塌糊涂”，导师问他想干嘛，他说“我想回中国”，老师十分Surprise，追问“你真想”，陈晓再次答“是的”。

这是1996、1997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怀有一腔报国热忱的陈晓自己也不知道这种选择是否正确，他说回来后学的那些东西可能用得上，也可能用不上，因为毕竟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未来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回国后，陈晓面临很多选择，他完全可以到一个让他能够更好的Action的实务机构，而且由于父母做老师，他知道老师的日子是什么样，从小就不想做老师。但是在美国的几年，对他日后选择教师职业有了很大的启发。他说美国大学里教师的工资相对水平不是很高，尤其是经济系，同样教育背景的人，与实务界也有差距，但你会发现很多老师，他们除了教书更重要的是做研究，纯粹是为兴趣而工作，在解决温饱，社会能给予基本安全感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对他们所做的事都有一种追求，一种执着，这一点让陈晓开始对教师职业心生向往。而且他在杜兰大学的导师同时也是系主任，他看他如何办学，如何管理学生，觉得也蛮有趣。之所以选择清华，是因为他在美期间，有机会见到了赵纯均院长和陈小悦老师，通过接触，感到他们是真正干事业的人。而且他认为东方文化让整个社会对教师有一种更高的尊重，同时也有一种更高的要求。

做过千万个梦 但从没做过到清华会计系当系主任的梦

这是陈晓常跟他的学生们说过的一句话，他这样说并非表达对现状有多么满足，而是对人生境遇不断变迁的感叹。

陈晓戏称自己的大学“演砸了”，但后来一步步不断摸索着走到今天，他认为支撑他不断前进的最基本的动力是执着，除此还要有追求，他说“追求”不只是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追求一种成就感，而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要跟国家的整体发展脉膊一致，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陈晓对很多同学选第一份工作时过多看重工资感到不太理解，他认为第一份工作固然很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决定命运的程度。关键是做每件事都要有一个踏实的态度，要打好基础。在陈晓看来，第一份工作太好，往往成长的空间受限，反而以后的机会比较少，因为你放不下架子，不能从艰苦的地方做起。 他希望清华会计系的同学要有理想，有远见，对国家对社会甚至对家庭和个人都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不是目光短浅的为三斗米折腰。

陈晓还常告诫他的学生在校期间要把各门课程学扎实，他发现有些同学不是很重视基础性的理论学习，他认为这也是目光短浅的一种表现，虽然基础理论看不见，摸不着，但就象练武功一样，越是基础的就越能体现功力，有了这个基础，等到对社会有足够了解的时候，就能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

而陈晓目前所做的教学和研究以及系主任的工作，我想都是他多年潜心积蓄并实践后的能量释放。作为会计系系主任，他和他的同仁在继承和发扬原有办学思路的基础之上，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扶助下，走出了一条国际化的办学道路。

1998年清华经管为配合国家会计学院的建设，创办了一个博士班项目，当时的梁尤能副校长和陈小悦副院长问他的建议时，陈晓说：依靠我们现有力量办出来的顶多是国内最好的水平，他提议干脆向国际一流大学看齐，人家教什么我们就教什么，请最前沿的海外教授讲授最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但要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事实证明这条思路是正确的，该项目去年毕业第一批学生，共八个人，每个人都在各自领域做的很好，五人在大学里教书，有中山大学，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以及清华大学。部分同学的论文已经有了国际化的味道。

会计系从本科到博士的整个培养过程，也都坚持了国际化的道路，陈晓总在问国外在教什么，别的学校在教什么，从本科到博士，他们成功走出了一条国际化的道路，所有课程都是按市场经济的需求设计，并且按国际标准要求，甚至比国际同类标准还要再高一些。他们坚持双语教育，英语教材、英语作业、英语考试，请世界知名大学最前沿的老师授课， 而且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本科生定位于培养职业会计师，而硕士研究生则是要求他们不仅要知道该怎么做，还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到了博士阶段就要研究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好。几年下来，清华经管的会计系得到了国内同行的认同，培养的会计人才在就业市场上也很受欢迎。陈晓自豪的说：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办学思路是正确的，我们培养的人才是经得起市场经济检验的。

而作为系主任，陈晓说自己更多的是一个号召者，号召大家共同向某一个方向或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一个行政管理者。他说做系主任后，教学和研究会有不少牺牲，比如目前的教学体系在不断的调整适应中，要不断的引进师资，许多行政事务要压到他的头上，但最让陈晓烦恼的还是经常有人认为系主任就是当官的，为各种各样的目的找上门来。但也有一些好的应酬，比如国外的学者来了，他要出面接待，这是他所喜欢的。

希望后人站在我们的肩上走得更远

问及陈晓下一步的打算，他说：“我也经常想我下一步该做什么，过去的八个年头我透支了很多精力在会计系的建设上，包括自己的学术研究，学生的培养，甚至把家当成了旅馆”。“如果说有什么理想的话，我希望让清华的会计系不仅在国内有学术名声，在国际上也能拿出一点让其它国家学者共同认同的东西”。但同时陈晓也知道这并非一件易事，“会计不象自然科学，写了文章大家都容易明白，因为是同样的物理现象，同样的化学现象。对于会计学来说，让国外的学者接受中国人的研究成果是蛮困难的，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社会背景，不知道我们的具体国情，就无法知道我们的研究成果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正确，也不会轻易的感到读了你的文章对他们会有什么帮助。”这是个一直让陈晓感到困惑的问题。他个人的想法是希望两条腿走路，引进一批在国际上打学术声誉的人才，同时还有一些人做好国内的文章。

陈晓坚信学院最终能够实现世界一流的梦想，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他的同仁也会不断努力，提升会计系的国际化程度。他十分真诚的说：我在职期间，可能建成国际一流会计系的愿望实现不了，但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给后面的人一个好的基础和平台，让他们站在我们的肩上走的更远一些。他也由衷的希望国外读书的学生能够回来，加入清华经管的会计系建设中，共同把清华乃至整个中国的会计水平推向国际。